当教授时，我认为历史是由非人性的力量推动的。但当你实实在在看着它前进时，你会发现人格力量给历史演进带来的巨大不同。

——基辛格，1974年

父母将仅剩的几件允许带出德国的行李打好包，15岁的眼镜少年独自伫立在墙角，回想着这里曾经上演的点点滴滴。他是个书虫式的和多思的男孩，带着一种长大懂事后却惨遭迫害时产生的一种自尊自负和不安全感的奇怪结合。“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他冲着翻检他们行李箱的海关检查员说道。多年后，他忆起当年那海关小官是如何看着他，脸上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鄙夷”，一言未发。

亨利·基辛格没有食言：多年后他确实又多次踏上了巴伐利亚的土地。最初是作为美军反情报部队官员，后来是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最后则作为享誉时代的政治巨头。不过他重返故里时，是作为一个美国人而非德国人。基辛格刚一来到纽约便发现，在这里他不必为了闪躲对面冲过来的非犹太裔的孩子们的殴打而绕到街对面去走路，从那时起，基辛格便渴望能被看做并被接受为美国人。

他的愿望实现了。当1973年基辛格坐上国务卿宝座时，据盖洛普民调显示，他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公众人物。当基辛格在鸡尾酒会上以贵宾身份跳动外交舞步的时候，他总是成为那些最能抓住国际社会眼球的名流人物之一。基辛格访问玻利维亚，礼宾官不让玻利维亚总统加入机场的欢迎人群，但固执的总统竟然隐姓埋名地跑到了机场里头，就为了能亲眼见到基辛格抵达。

但是，基辛格也遭到许多美国公众的鄙视，从自由派知识精英到保守主义活动家，都认为基辛格是个危险的、核战争狂式的权力操纵者，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在美国主流外交机构的官僚群体内部，讽刺基辛格也成了一种时尚，即使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亨利。美国资深外交家乔治·保尔曾给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寄去一份书稿，结果编辑告诉他：“里头有个大麻烦。在每一章里，您总是说着说着就停下来奚落一番基辛格。”保尔回复说：“编辑先生，请告诉我有没有哪些章节我漏下了，我好再加上些（关于基辛格的）流言蜚语。”

正因为人们对基辛格抱有十分不同的意见，而且往往立场特别坚定，要想写一本关于基辛格的传记，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对基辛格究竟是褒还是贬？这问题很奇怪，写关于亨利·史汀生、乔治·马歇尔甚至迪恩·艾奇逊的传记就不会有这种问题。离开官位多年后，基辛格这个人物仍能引发激烈争议，而且人们在评价基辛格时往往持有鲜明的个人喜好——憎恨或崇拜、厌恶或者敬畏，所有的争论都旗帜鲜明，很少夹杂中立立场。

基辛格风格诡秘，像个变色龙，这些特质使得外界要抓住他在某个问题上的真实色彩变得非常困难，要想得出客观的评价就更复杂了。那些在不同时候和基辛格一同卷入某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人们——入侵柬埔寨、在海防港布雷、圣诞节轰炸河内、1973年恢复对以色列武器供应等，往往对基辛格如何看待事物有着相互冲突的认知。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讲述基辛格外交政策的著作都持有观点鲜明的或褒或贬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从来没有一本完整的基辛格传记的原因。笔者的目标是写一本能够描绘基辛格所有复杂特性的、不偏不倚的传记，当然，我写得成功与否留给读者去判断。在我看来，基辛格叱咤风云的年代毕竟遥远，逝去的时间已够长，曾经的主角们已走进职业生涯的晚期，他们仍旧保留着历史记忆和私人文件，并且不再受制于保密规定和个人升迁野心，这就使我们能够获得对基辛格的客观评说。

写这本传记并没有得到授权，书出版之前，基辛格并没有去批准甚至了解其中的内容，他也无权去规定我写什么或不写什么。当然，对书里披露的一些东西和作出的判断，基辛格肯定会怀疑，尤其是出于他的自负和敏感，他很可能觉得连自己的回忆录都不足以公正地评价他取得的丰功伟绩。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也不是一本未经授权的传记。到最初决定下笔时为止，我和基辛格之间唯一一次联系，是为创作一本有关其他当代美国政治家的著作而进行的采访（书名为《明智之士》）。我决定写他的传记后，出于礼貌，给他写了封信。

基辛格的复信里流露出一丝兴奋。他说，他没法阻止我干这件事情，但是也不想看到我极力推动此事。但当我逐个采访他以前的下属、收集文献资料的时候，我开始察觉到，基辛格的兴趣也越来越大。

书的主题深深地吸引了基辛格。毕竟，他自己从未写过有关尼克松政府之前的回忆录和关于他个人自身的东西，也没有写过其在福特政府任职期间及其后的经历。作为基辛格个性的一部分，他对努力说服别人理解他的言行有一种近乎强迫症般的关注，就好像飞蛾扑火一样，批评者总是对基辛格非常有吸引力。他常常显得急于去转化他们，或至少向他们解释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