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犹太街更为熟悉的一个人是诗人路德维格·伯尔纳，他就在那里长大，生活的时间是18世纪80~90年代，他当时的名字是尤达·勒夫·巴鲁赫。他回顾那段经历时，带有的不是一种怀旧的情感，而是非常愤怒的情绪，他记得：

那是一个狭长阴暗的监牢，18世纪最明亮的光线都不能够刺透它的黑暗……横亘在我们前面的是一条望不到头的长街，但我们身边有的只是一点点的空间，以保证希望降临时，我们能够转过身来。我们头顶上不再是太阳展现出无边力量的天空；人们看不到天空，只看到阳光。身边的每个地方都散发着一种极其难闻的气味，用来保护我们避免感染疾病的衣服同时也是赚取同情眼泪的道具，而且还能掩盖住围观的犹太人眼里的幽怨笑容。我们在污秽物中艰难跋涉，放慢了脚步，也使得自己有了环顾四周的时间。我们每走一步都非常轻而小心，以免踩到小朋友。在排水沟里玩耍、在污秽物中爬来爬去的孩子就像是粪堆上孵化的寄生虫一样。谁不愿意迁就这些只有一点点玩耍心愿的小孩子？如果一个人认为儿时的玩耍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照，那么这些儿童的摇篮就一定是所有鼓励、所有健康、所有生命欢乐的坟墓。你担心这些塔一样的房子会倒下来砸着我们？哦，根本不用担心。它们经过了仔细的加固，就如关押叫声清脆的鸟儿的鸟笼，坐落在永恒咒怨的基石之上；它们由贪婪的勤奋之手建成，抹墙的白灰里掺杂着奴隶的汗水。别再担忧，它们非常结实，永远也不会倒。

就如伯尔纳评述的那样，即使在所谓的“开明”时期，当其他德国城市放松了对犹太人的限制时，法兰克福却依然我行我素，拒绝执行约瑟夫二世的“宽容公告”（1782年），并且查抄埃弗赖姆·莱辛同情犹太人的话剧《智者内森》。犹太社区1769年以及1784年发起请愿活动，希望被允许在星期天离开自己的社区，他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试图获得与基督教徒同等的地位”。与之前一样，此类政策某些程度上是异教徒城市居民向当地议会施加压力的结果。尤为典型的是，1788年，一个犹太数学教师获得允许，可以在犹太街外生活和教学。随即，要求撤回他执教资格的呼声甚嚣尘上。而1795年，一名犹太医生（在社区外执业）的请求则遭到了断然拒绝。这些基本上出于同样的原因—7个著名犹太商人在一封联名信中明确提到了这些原因—有关犹太人在节假日以及星期天在社区外行走的规定在1787年并没有出现什么松动，甚至更为严格了，因为此时推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身份证制度：

作为人类，每个犹太人拥有与别人相同的权利，要求其元首提供保护也是正当的。不幸的是，较低层次的阶层仍然束缚于他们父辈的偏见之中，即怀疑犹太人是否与他们一样是人类。他们用各种方法虐待犹太人，许多老年人似乎很乐意看到自己的儿子虐待犹太人。士兵们甚至也卷进了这种迫害潮流之中。他们会利用新制度作为各种迫害行动的手段吗？是的，他们以犹太人的衣着、发型、胡须等方面最为细小的差异为借口，在犹太街的大门口实行最为严厉的检查。只要发现最细小的差异，他们就逮捕这个犹太人，然后像对待窃贼一样把他押到兵营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