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一下，认为普鲁士人沉湎于掠夺与抢劫的这些说法可能起源于俾斯麦在费里耶尔提出的和谈条件所形成的印象。法国人认为这些条件过分苛刻，他们因此倾向于把德国军队想成是残暴的掠夺者，在所有经过的地方的所作所为无不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和平谈判过程中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因此不可避免地把法国的命运与费里耶尔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显然把加在后者身上的负担过分夸大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阿方斯和居斯塔夫非常迅速地接受了在色当战败之后需要一个温和的共和政权的看法，与此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在巴黎出现全面的雅各宾党人革命危险的忧虑。当人们阅读他们在1870年和1871年写给伦敦的那些信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牢记，他们的初衷是希望尽快促成英国的干预，结束战争，建立适度的和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针对这种山雨欲来的革命所发出的警报具有外交方面的考量。正如阿方斯在8月8日给伦敦的信中所写：“如果欧洲不希望法国变成无政府主义的温床，就应该做好准备，出手进行严厉的干预，不要在第一次大型战役之后浪费时间。”5天后，他坚持说英国有效的和平努力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和国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甚至在很早以前，阿方斯就对有可能被接受的和平模式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参与的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将他的观点与那些缓和的共和派领导人的观点区别开来。事实上，阿方斯就这个话题写给伦敦的第一封信的日期，比帝国崩溃的日期还要早几周。8月13日，在一份明显是打算向格莱德斯通传递共和派意见的措辞严谨的概要中，他提出了假设法国战败，一个新的共和政权可能会愿意接受的条件：

任何肢解法国的企图都会遭到誓死的抵制，对于普鲁士提出的那种性质的主张肯定会遭遇拼死的抵抗。尽管战争赔偿可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但是具有影响力的这些势力应该按照这种思路来发挥作用……因为如果我们被击败了，很显然就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遵守战败的规则。然而，这仍然需要其他大国做好尽快进行干预的准备，并且马上进行调停，否则，任何时间上的损失都将是对愤怒情绪的火上加油，以及对调停结果的更大程度的妥协。因此，付出一些钱财的结果有可能会被接受，但是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