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赔款还只能算是餐前的“开胃菜”，最终会提出来的全部赔款仍然需要做出决策。这个事情很不简单。在凡尔赛进行讨价还价的数字范围在30亿~80亿法郎之间；“乖戾的”俾斯麦自己开始时向梯也尔提出的金额是60亿，这让梯也尔—“像被疯狗咬了一样”抬腿就跑—宣称是“一种侮辱”。俾斯麦把金额降到了50亿之后，法国方面仍然觉得“要价过高”。然而，更折磨法国谈判者的是俾斯麦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布雷希罗德和汉高已经“设计出了一种方案，通过他们的这个方案，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沉重的这次纳贡，将会在你们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就支付完毕了”。正如法武曾经很苦涩地说过的，这两名德国金融家“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向我们证明他们是多么想用我们数十亿的财富来实施一项庞大的工程”。就是为了阻止他们的这个计划，梯也尔才会要求阿方斯从伦敦返回，在谈判中表达巴黎和伦敦的两家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意见。2月25日，在双方明显陷入了僵局之后，阿方斯被召集到凡尔赛。他到达的当天晚上，受到了德国总理不怀好意的冷淡的接待。

如果俾斯麦希望这位作为法兰克福犹太人儿子的罗斯柴尔德做出公断的话，那么他会很失望。可以肯定的是，阿方斯说服了“怒火中烧的”梯也尔和法武不会“中断谈判，做出投身到欧洲军队中”的决定。但是，当德国的代表们向他提出首次年付款15亿法郎，一半为金银币，另一半为票据的方案后，他“宣布他没有工夫来讨论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因为法国谈判者连和谈最基本的原则都没有同意”。经过一个小时的一般性讨论之后，俾斯麦出现了，“他沉着脸，还面带怒容，询问我们已经达成一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道，我还不可能去考虑那些问题，因为两国政府还没有就基本的原则达成一致。我感觉俾斯麦好像要生吞了我；他怒吼道，‘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和平根本没有可能’”。

阿方斯回来后跟梯也尔和法武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但是俾斯麦“不久，又出现了，带来了这样的建议：在一年之内支付10亿，余下的3年付清”。此时已经是晚上的10点钟了，也是阿方斯返回巴黎的时间。正如在他次日一早匆忙赶就的一封信里所回忆的，最后的讨论变得“特别脚踏实地，而俾斯麦差点说出‘如果战争重起，他会发动最强烈的猛攻，这种攻势是空前绝后的’这样的话”。甚至布雷希罗德都承认，自己被俾斯麦“蛮横无理以及国际级的粗暴”给吓坏了。以前有人以这种方式对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讲过这样的话吗？阿方斯以巧妙的掩饰，把他所处的位置总结为“很困难”：

从政治表象上看，他们确实想让我进行调解，以便达成一个金融组合的核心架构，而这个金融组合看起来破坏性是惊人的……没有必要组织一帮银行家来直接干预政治问题，这会把谈判中的所有耻辱加在他们的头上，这方面的道德责任是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