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方面讲，俾斯麦的恐吓起了作用。第二天，正如阿方斯所预计的，梯也尔和法武同意了50亿法郎的数目。准确地说，在2月26日同意的条款的基础上，法国欠德国50亿法郎，利息为5%，减去法国铁路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价值，但是不包括巴黎赔款以及已经征收的其他占领费用。付款进度很紧：5亿必须在最终和平协定签署（5月10日）后的第一个月支付；到1871年底10亿；然后，1872年5月支付5亿，在后续的3年内的每年3月支付10亿。这些条款让阿方斯感觉是“灾难性的”而且是“耻辱的”：50亿！他惊呼道，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基本上不可能在3年内付清”。就像凯恩斯在1919年时的反应，他情绪很激动地反复争辩支付所要求数额的可能性。开始，他认为甚至20亿都是“荒谬的”，尽管他后来准备规划25亿。像凯恩斯一样，阿方斯很机警地警告说，过度的赔款不仅会让战败国陷入紧急混乱的泥沼，而且还会危害整体的欧洲经济—实现如此巨额、没有收益的汇兑的难度，会搅乱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但是与凯恩斯不同的是，阿方斯没能说服任何人。当法国政府勉强同意接受和平条款的时候，在赔款支付上没有出现严重的有意违约的情况，这点与柏林在20世纪20年代时的做法截然不同。事实上，在警告他的英国堂兄弟们赔付50亿法郎根本不可能的那几天里，阿方斯已经开始努力准备头期付款转账的基础条件了。

对阿方斯从绝望转向行动的最好的解释是，他事实上已经在凡尔赛赢得了对方重要的让步，尽管付出了承受俾斯麦的愤怒所带来的冲击的代价。保留了贝尔福特要塞是其中的成果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他已经发现了比预定的时限提前还款而获得付款折扣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想法最终证明是可行的，德国从在法国东北的占领区撤军的进程也会大大加快。最为重要的是，阿方斯确定，尽管德国固定了赔款的总额，并为赔款设定了时限，但是双方同意—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法国有权自己自由组织付款。正如他在凡尔赛给梯也尔所做的解释，布雷希罗德和汉高想要“把一个大型的金融行动与和平协定的签署联系在一起”。阿方斯的意见是：

两国政府应该就应付赔款的规模和应该支付的时间达成一致，但是法国政府应该为自己保留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付款的绝对权利。因为不这样的话，可能导致具体的利益和普遍的利益相互混淆，而且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会导致最令人失望的后果。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为经典的印记。或许正是这一点说服了梯也尔在次日早晨放弃了对50亿法郎这一数字的反对。更为重要的是，这确保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不是德国银行家们对赔款融资活动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