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赔付完成而且结束德国的占领，至少必须回答六个技术层面上的问题。第一，要想在采用巴黎支付的这种方式又不至于对法国汇率产生有害的影响，支付时间应该多长？第二，而且与第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法兰西银行在战争期间停止了白银和黄金的兑换，现在是否应该准备返回双金属本位制？从色当战役以来，法国政府一直严重依赖于从法兰西银行进行短期借款来满足短期国库券的融资需求。很明显，初期对德国的赔付也许应该采用同样的方式来融资。但是如果更多的货币发行还是依靠国库券的话，正如阿方斯曾经反复警告的，就会把风险“蔓延到纸币领域”，就像把法郎兑换成柏林所接受的货币的要求会导致汇率的风险一样。很自然的，紧随其后的第三个问题是：为了以一种不至于产生通货膨胀的方式筹集赔款（以及政府支出）所需的资金，而在法国，特别是在国外市场发行国债，最快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第四，是否可能通过征收新的税种同时控制政府内部的开支来满足新产生的债务的需要？这种情况又提出了所有可能的新税种的形式问题：法国是否应该亦步亦趋地学英国引进所得税，或者是转而对原材料课以关税，抑或股票交易本身也以新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方式承担一些战败的成本？最后，对那些最大、最常见的私人资本集中的行业—各家铁路公司，怎么处理？可否把它们的资产和收益以某种方式利用起来，或者说对它们征税，还是用他们作为对德国债务的担保？

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战败的政府来说，回答起来是极端困难的。站在政府金融顾问的角度看，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政府之间的纠葛非常复杂和暧昧。能够控制这次巨额赔付转款可以预期有高额利润，但是如果没能获得成功，结果可能就适得其反；或者说如果获得成功，其代价可能是对罗斯柴尔德自己的财产进行征税。最为严重的情况是，与向柏林支付如此巨额款项相关联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参与到“履约”行为中的犹太银行家和政治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很不寻常的是，我们事后可以知道，阿方斯在19世纪70年代所扮演的类似角色在他当时的时代，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批评（虽然我们后面将会看到，到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风向变了）。

再也找不出比巴黎市政当局在1871年3月和5月倒台更能说明所面临的困难有多艰巨的例子了，正好在那个时候，赔款进程进入到赔付款项中的首批赔付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之中。尽管阿方斯反复向他的堂兄弟们保证，绝大多数法国人具有保守倾向—这种观点在2月8日的国民议会选举中由于君主制支持者的胜出而得到了支持，但是来自首都的“赤色分子”的危险从阴魂不散的“红色”奥加斯特·布兰其和其他人随着帝国的崩溃，纷纷从藏身之处和监狱中走出来的时候，开始变得越来越真实。他们在发动军事起义后，两次领导着“暴徒”攻入市政厅：一次在1870年10月31日，另一次在1月19日。到了3月份，为再次上演1848年闹剧的舞台似乎已经搭好，甚至连角色都是一样的，有由梯也尔和格雷维领导的温和的共和党人和激进的“左翼”，出席了由路易斯·布兰科、德勒希武兹和勒德鲁　洛林主持的大会。3月18日，当梯也尔试图解散国民卫队—在战争时期大力扩张而且政治化了—的时候，历史适时地重演了，尽管是以悲剧，而不是闹剧的方式。由于政府军队严重超编，他们选择与民众为友。为了不至招致更多的麻烦，梯也尔决定将他的军队全部撤往凡尔赛，把巴黎留给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来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