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法国反犹太人思潮作出最大的个人贡献的，或许是另一位郁郁不得志的人—爱德华·杜鲁蒙特。爱德华·杜鲁蒙特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地产信贷银行工作，并且花了很多年研究并撰写了大量冗杂的长篇大论，目的都在于全面完整地描写犹太人对法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统治地位。这本书在1886年首次发行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先后再版了200次，法国犹太人的称谓成为了一个有种族意义的，而且具有反法籍犹太人特点的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为了一套伪思想体系。“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腰缠万贯，但看上去总像是卖二手衣服的旧货商人。他们的妻子尽管挂满了来自高尔康德的钻石，但看上去总像是他们家里清扫厕所的女工。”当话题转到珠宝上的时候，甚至连非常老辣的男爵夫人贝蒂都无法掩饰她作为“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本性。从某些方面看，杜鲁蒙特只是在19世纪40年代那些小册子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当时戴恩维勒是主要的煽动者），因此第一卷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分的政治权力的观点：对滑铁卢战役结果的投机、他们在北方铁路特许权上获取的巨额利润、他们对更具有公关精神的彼埃尔家族的仇恨。古德绍—一名犹太人—在1848年的时候把他们从破产的边缘上拉了回来，而且在1871年的纵火案中，是在公社里的犹太人保住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共和后的政治家们只是这个故事的延续：甘贝塔与犹太人和共济会有染，莱昂·塞—“犹太王的忠臣”—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而喀尹这位最高委员会主席只是北方公司这部犹太人—共济会巨型机器的一个很小的环节。甚至朱利斯·费瑞的衰落都可以归咎于罗斯柴尔德的邪恶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杜鲁蒙特认为大众联合银行事实上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犹太陷阱，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那些牧师们的积蓄。

杜鲁蒙特后来发表的《一位反犹太分子的证言》（1894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恶毒的观点，部分原因是为了解释这场反犹太人运动所产生的有限的政治成果。在这篇文章里，他采用了一种更为伪经验主义的风格，计算出他假定的罗斯柴尔德家族30亿法郎的财富可以换算成多少标准银子，需要多少人才能搬动它，并且比较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拥有的土地的数量与基督徒所拥有的数量；认为如果布朗热分子回避了反犹太主义，我们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罗斯柴尔德为他们的市政选举提供了20万法郎，要求的条件是候选人不得采取反犹太人的行动”，而且因为布朗热分子领导人拉盖尔个人得到了5万法郎；如果法国经济出现萧条，原因只可能是因为“莱昂·塞……把法兰西银行拱手交给了德国犹太人”，允许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它的黄金借给了英格兰银行；如果法国被国际社会孤立，只可能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埃及让给了英国，并用法国的资金为意大利的军备提供了资助。最后这项缺乏爱国情操的指控在几年之后的《反对法国的犹太人》（1899年）一书中被再次提起。杜鲁蒙特这样总结道：“罗斯柴尔德神是法国真正的主人—既不是皇帝、不是沙皇、不是国王、不是苏丹，也不是共和国总统……他没有任何权力及优势，他为了自己的私利，废除了所有这些政府势力，废弃了法国的所有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