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作为，道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在红学领域，其《红楼梦考证》（1921年）被公认为新红学的奠基之作。

胡适红学的建树如下：

宣告旧索隐派破产；引进西式考证学，指示红学家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考证后四十回系高鹗伪续；考证曹雪芹的家世与生平，首倡“自传说”；重视搜寻和研究脂本。

周汝昌是在胡适的亲自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直接继承了胡适的衣钵，其《红楼梦新证》（1953年）被誉为考证派的集大成之作。

周老的贡献如下：

对曹学、脂学、探佚、版本、大观园的研究更加细化、深化、精微化；致力于挖掘、整理和注解《红楼梦》文化常识；凭借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深入讲解《红楼梦》的艺术和思想；拨乱反正，高举鲁迅的“人情说”置于考证派的“自传说”之上，从根本上维护了红学的文学本位。

但周老后来又由考证倒退回索隐，发表了一些颇为奇怪的言论。例如忽而把木石前盟的“石”解作甄宝玉，忽而又把金玉姻缘的“金”解作史湘云；忽而又去曹雪芹祖母李氏家族中捏造湘云原型，解“木”字为“木子李”的“木”，隐写湘云；又如醉心于考证大观园及贾府在北京还是南京，曹寅祖宗八代在辽宁还是河北……

小说创作不是流水账，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生活。相反，为了增强作品的艺术美感和吸引力，为了更好地抒情达意，为了叙述婉曲有致，为了给作者作品制造或规避某种社会影响，决定了小说虽源于生活，但还要必经一系列提炼、加工、添料、变形、重组、想象、虚构等异常复杂且无法言说的过程。

小说是对生活的再创造，本质上属于虚构，就算写实主义的小说也还是虚构。

“自传说”将小说虚构与作者实生活机械比附，把《红楼梦》定性为自传或史书，从根本上抹杀了小说作为文艺作品所必具的虚构性本质。

他们那条路自然是行不通的，当遇到障碍，他们必定要捏造秘史以求自圆其说，以至越搞越糊涂，终不能不堕入索隐。

相比而言，考证派元老俞平伯就清醒得多，他告诫我们：

“无论如何它毕竟是一部小说，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观看角度不同而变化、动摇。小说是甚么？小说就是虚构。虚构并不排斥实在，但那些所谓‘亲睹亲闻’的素材，早已被统一在作者的意图之下而加以融化。以虚为主，实为从，所有一切实的，都溶入虚的意境之中。”（俞平伯《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考证派从对索隐派的批判起家，结果八十年后绕了个大圈子，在周汝昌、刘心武等人手中堕落到了索隐派。对此，俞平伯早有预料。我们读其书，可以想见其为人真诚、正直，他的思想很诚实很有远见，他的红学极高深、平实，更难得的是清醒、缄默，堪为吾辈师表。

要之，曹学及相关的清史研究属于历史考证学范畴，必须遵循严谨求实的史学规则，用信史证据说话，《红楼梦》文本不能作为考证的依据。

从阅读方面讲，考证是专家学者的工作，不是普通读者的分内之务，不能当做《红楼梦》的阅读法。我们读《红楼梦》，要把它还原为文学作品，坚持文学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