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政治家认为在经过长时期的经济开放后，中国最终会越来越民主和透明化。即使如此，也无法改变所有限制中国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一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形势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关系。请看下面的例子，韩国尽管是民主政体，儒家文化仍在其企业架构和创新领域发挥着影响力。俄罗斯这个有着悠久的威权统治历史的国家（无论是沙皇、斯大林还是普京），在过去20年间尝试民主化改革后，实质上又回到强人政治的老路，腐败和外企受到粗暴对待的问题并没有缓解。而民主化已有几十年的瑞典，政府在很长时期内仍保持对经济的强力干预，这种干预一直持续到10年前为止。

因此，要说中国将处理好等级制度问题，或是让政府实质性地减少对经济部门的干预，都还言之过早。这种现状将抑制私企发展，阻碍外资进入。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政府仍通过实际控股和直接管理的方式实质性地涉足国内大型企业。与此相对，日韩等地政府在其20世纪工业起飞时代发挥的作用是牵头搭建合作平台和提供保护，以培育私有企业。

此外，中国有一套极为庞大的官僚体系，尽管该体系经常成为新产业发展的障碍，政府也很难施加更严格的约束。同样道理，提高法律体系透明度的过程进展缓慢，有些地方政府利用不透明度干涉外企经营。

上述所有因素都将拉低中国物质生活水平的目标。从技术层面讲，将拉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目标。鉴于这些因素，中国没有进入美国的收敛俱乐部，而更像和越南及哈萨克斯坦等国身处同一个俱乐部。这些国家在文化基础、法律体系、政府对经济的干涉、产业模式以及气候等方面至少与中国共享部分因素。这说明，国家大小并不影响它所属的收敛俱乐部，一国物质生活水平可达到的极限，取决于从底部支持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因素，在大小迥异的国家，该极限有可能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