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能进行改进。一份1999年的研究表明，相比老一辈，中国新一代经理人更注重个性，这在长期将有助于鼓励创新；时至今日，那些年轻经理人无疑有许多正身居要位。不过，还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差异，使得中国民众在经济急剧增长结束后无法获得和西方一样的收入水平。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收入水平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尽管中国工人能获得最新的制造工具和技术，但如果没有和欧美同等的创业机会、透明的监管制度、有力的法律保护、高效的企业结构以及创新能力，其生产率仍无法同欧美工人相比。

在确定了物质生活水平的目标后，接下来再谈谈增长速度。一般来说，经济学家认为离目标越远的国家向上收敛的速度越快—换种说法就是，人均收入距本俱乐部的领跑者越远，增长速度越快。一份2003年的高盛报告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已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期还会持续很久，在赶上本俱乐部的领跑者前至少还有40年。不过，对中国以及其他快速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加以仔细考量后，中国似乎会更早地进入稳定期，快速增长的年头不会持续那么久。

相比其他大型经济体，中国经济现代化步伐要快得多。邓小平成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时，中国还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绝大部分人口仍然在从事农业生产。多数农民的收入仅够勉强维生，这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在短短30年间，中国已转变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和世界工厂。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复制技术的能力，同时，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即大规模的城镇化浪潮，农民进入迅猛发展的城镇务工，为整个世界生产廉价制成品，离开这一点，前面提到的技术将无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