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欧盟和美国而言，对资源的攫取主要通过私人企业、国际贸易及投资协议的回馈。也不全是这种方式—美国和几乎所有欧盟的早期成员国都曾是殖民大国。政府和它们的财团，例如，阿比尔刚果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管理在其势力控制范围内的外国资源。然而最终，政治、道德和经济危机使得它们的殖民统治不堪一击。

在20世纪60年代，当传统殖民势力放弃它们对非洲持续有力的控制，发展中国家洋溢着一股不受控制的乐观主义。那里的人民有了自治权，不仅仅非洲是这样，拉丁美洲和东亚也是如此。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采取一种渐进的发展路径，将本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曾经被殖民势力掠夺和控制的那些资源—投入到基础建设、教育和公众健康领域。非洲各国首府开始兴建起第一批摩天大楼，拉丁美洲各国在一些闭塞落后、人口大多为文盲的地方建起了小学，东亚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土地改革，使一些佃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这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但并非所有地方都是积极的场面。在一些国家，民主选举出的领导人，例如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利用西方或苏联的支持巩固自己独裁、腐败的统治，经常是持续几十年。在另外一些国家，例如玻利维亚、缅甸、乌干达，军人利用民选政府陷入丑闻或政治僵局时出现的民众不满和权力真空，趁机控制了这些地区。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20世纪60年代许多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医疗、教育和基础建设成为它们优先发展的目标。在一些旁观者眼中，这种再分配的倾向看上去就像是社会主义，事实上，有些也的确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为，社会主义是除了曾经统治过他们的资本主义—更多时候是贪婪的商业主义的代名词—以外的另一个选择。苏联非常乐意帮助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阿富汗建农机厂、在几内亚建理工学院、在印度建钢铁厂、在印度尼西亚建医院、在马里建体育馆，还在埃及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阿斯旺高坝。正如著名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马歇尔?戈尔曼在1965年所写的那样：“俄国人拥有让世人瞩目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