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日本的股票市场泡沫破裂时，商业顾问、经济学家和商业作家都在研究日本工厂，以寻求他们成功背后的秘密。出于某种原因，日本的工作场所采用的是作业圈而不是装配线，明显没有太多的分工和亚当·斯密所描写的特征。然而，日本商人声称他们的工人比美国的同行有更多的发明和创新。对日本方法的赞扬激起了一些效仿和少许的冒牌货，比如，有一个传奇故事，讲的是日本、法国和美国的企业高管均被判处了死刑。刽子手要求他们提出最后一个要求。法国人要求说：“我想要一瓶赤霞珠和一桌丰盛的饭菜，特色菜有蜗牛、野鸡和焦糖布丁。”日本人回应道：“我想就日本企业管理的功绩发表一次演讲。”最后，美国人说出了自己的要求：“请你在日本人演讲之前处死我吧，拜托！”

亚当·斯密主张，为了激发效率，工作应当根据作业加以分工。但是，他提醒说分工会导致不同作业的工资标准出现差异。亚当·斯密对工资标准的复杂假设阻止了一个简洁和准确的讨论。但他确实给经济理论家解释“为什么一组人比另一组人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打下了强有力的基础：

1. 一项工作可能必须要承受令人不愉快的工作条件，因此，除非用工资对他们进行补偿（补偿性差异），否则没有几个人愿意接受雇用。在帝国大厦顶层擦窗的工人要比擦洗富米卡塑料贴面的午餐柜台的妇女收入高。当然，擦窗工人的视野也比较辽阔。

2. 某些工作需要特别的培训。法庭速记员的收入要比法警的收入高。

3. 没有规律或没有安全保障的工作收入较高。建筑工人要比其他受过相似培训的工人每个小时的收入多，因为气候条件妨碍了他们不如其他人那样能工作那么长的时间。

4. 当要求高水平的信任时，工资会提高。因为外行人无法评估钻石的价值，许多人感觉从价格昂贵但却值得信赖的商店（如蒂芙尼首饰店），要比从一个折扣店里购买更为稳妥。

5. 当成功的可能性较低时，则成功时获得的报酬将会很高。民事诉讼中的律师经常按风险代理收费的方式受理案件，也就是说，只有打赢了官司他们才能得到酬金。但如果他们真的打赢了官司，他们的收入甚至比速记员的收入还要高。亚当·斯密并不相信所有的经济参与者会表现得非常富于理性。他料想从事风险职业的人往往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成功的机会，因此，结果是得到的收入会比他们期待的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