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的模型是假定技术发展的速度不会超过资源需求的速度。虽然技术可能不是希腊剧院中值得信赖的天外救星，或者是好莱坞西部片中的牛仔，但我们对科技也不能太过轻视。比如说，末日模型因为污染而谴责汽车，并且预示化石燃料如石油的耗竭。根据这些模型，石油和汽车尽管对现代社会至关重要，但它们是有破坏性的。但是它们在20世纪里取代了什么呢？它们替代了用于运输的马匹和作为能源的木材。在靠近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地方，现在只有几十辆四轮马车还在运营。然而，却是气味刺鼻。不难想象，一个世纪以前，在由马匹主宰运输的城市中蔓延着恶臭与疾病！与石油相比，木材的再生能力可能会更强，但事实证明化石燃料更便宜。能源的转换是受价格驱使的，而不是受一个有不祥预感的模型所驱使。核心问题在于，对经济资源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预测需要的是天赋，而不是经济学的学位。

这是不是表示经济学家必须面带愚蠢的微笑，并且让看不见的手去处理欠发达国家的污染和饥饿问题呢？不是的。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充分地讨论污染问题，但是现在的经济学家必须承认，污染问题常常代表了亚当·斯密简单模型的漏洞。可以把污染看做经营的成本，但是，如何区分烟雾污染与劳动力成本、机器成本或租金呢？公司要支付后3项成本，它们是公司运营的“内部”事务，但公司不会为污染付费。这是一个“外部”效应，它由社会来埋单，大众要付出呼吸污浊空气的代价。结果呢？制造商生产的商品大大超过了它应该生产的数量，因为生产成本要比它真实的成本低。为了得到理想的生产数量，除了承担正常的成本外，制造商还要被迫承担污染环境的成本。为达到此目的，经济学家通常建议征收污染税。

马尔萨斯陷阱似乎更贴近于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在这些国家，良好的公共医疗保健设施减少了死亡率，但它们的出生率依然居高不下。但是，尽管存在着悲观主义，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教育宣传、节育补贴，以及伴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实现的“人口变迁”，许多贫穷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在巴西，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惊人的出生率下降归功于从电视节目中展现出来的中产阶层的态度，这种出生率下降挫败了20世纪70年代的预言。另一方面，降低出生率的做法在有些社会是备受争议的。在中国，政府降低出生率的政策好像特别严厉，而在其他国家控制生育的政策是蔑视传统和违背宗教戒律的。尽管如此，在斯里兰卡、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几个邦人口出生率还是获得了大幅的下降。新加坡观察到华裔的出生率骤然下降，且速度太快，以至于开始担心人口负增长的问题。在“两个孩子足矣”这个口号喊了20年之后，新加坡官方宣布：“三个孩子不嫌多，再多也行，只要你能养得起！”

同时，贫穷的国家正在提高它们的农业产量。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超过世界人口的40%，以及贫困人口的大部分。然而，在最近的15年里，这两个国家都在农业上实现了接近自给自足的水平。1978年，中国开始调整其农业部门的结构，从中央计划的生产单位转变成权力下放的市场主体。随着最终允许浮动，价格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经济信号，产量也实现了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