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以后，这种反中央集权主义使美国没有像欧洲那样把国家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并在意识形态上对采取这样的路线的国家充满疑虑。在20世纪，尽管美国也屡次尝试进行国家主导的改革，而且在绝对的意义上联邦政府也有了巨大的扩张，但这样的态度在美国人看待世界和自己的世界角色的方式上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作为“理性行为”的源头的科学，也自始就是美国人对自己的新国家具备普世意义的信念的一个支撑。美国是根据启蒙运动的“科学原则”创生出来的第一个国家。这意味着美国是其他国家追随的先驱--用杰斐逊的话说，就是“照射进他们头脑之中的光”。但这也意味着，在19世纪，一种美国认同开始与现代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它在技术与美国的现存社会秩序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要想变成现代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仿效美国的榜样，从“古代的”（亦即后来所谓的“传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中解放生产力和创新精神。到20世纪，美国人唯一的参照系就是美国--我们可以说，美利坚合众国在它诞生伊始就发出了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早期美国的“理性行为”的一部分是市场--仅以产品和服务自身的货币价值为基础，不受庇护关系或者需求的制约而进行的交换。我们已经看到，虽然托马斯·杰斐逊和很多19世纪的美国人一样认为自给自足的农民才是理想的公民，但即使是他也承认他的同胞有一种“对航海和商业的天然兴趣”，而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作为总统--派遣海军部队去北非为美国商船护航。当美国在19世纪晚期推进工业化时，资本主义市场成为所有美国人身处其中的现实，而以各种形式参与这种交换则成为美国身份的象征。当美国出口在19、20世纪之交迅速增长时，这种对市场的信念也转变为一种对开放的国际市场的自利信念；而在这个国际市场上，美国公司以其赚钱的本事和商业组织经常成为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虽然这种信念并不经常意味着外国人可以获得美国市场的准入，但自由市场依然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资本主义和普世自由相关优越性的一种观念和逻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