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纪末，当美国作为跨洋帝国主义大国而兴起的问题首次出现之时，外来移民的两面性问题对许多美国人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一方面，美国人当时认为不断增加的移民对美国的成功是一种肯定（这和冷战时期以及今天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北方的白人越来越担心“不可同化的外来户”的到来会对“美国价值”构成威胁。从1870年到1920年，随着美国接受了2600万新移民，种族和民族的相关成见最终决定了新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初始“定位”，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决定了什么人将被排除出美国社会。1882年出台的“排华法案”是这一系列法律中的第一个，该法案是在移民限制联合会（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等力图排挤“劣等种族”的组织推动下制定的。该法案宣称，施行此类排斥意义重大，因为自由移民将使得美国人无法履行它的全球责任。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一名来自怀俄明的代表在1904年说：我们认为，

与1776年时一样，今天的美国代表着独立和最高贵的人性；而正如我们在我国的矿区和其他产业里所看到的，日本劳工什么也代表不了。日本佬和中国佬一样，无论公司付给他们多少，他们都愿意干活；而且他们通常会把自己的工钱的一部分交给一个被称为“老板”的日本中介人，这毫无疑问是为了在技术上规避禁止契约劳工的法律。

在“天定命运”的观念牢牢地在美国人对其本国角色的认知中扎下根之后，有关这种使命在哪里到头的问题的争议也变得越来越多。既然这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普世主义和目的论的意识形态，那它的适用范围岂能止于北美洲的海岸线？在19世纪初，对更远地区的干涉局限于政治支持，而且在干涉南美洲的几个案例中，美国也无非是向某些它所中意的集团和运动提供物资援助。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12年指出，美国必须在展现同情和使用军力之间做出区分：

无论自由和独立的准则已经或者将要出现在哪里，她的心愿、她的祝愿和她的祈祷都将来到这里，但她并不到海外去寻求破坏的恶魔。对所有人的自由和独立她都怀有美好的祝愿，但她只是她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的战士和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