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19世纪的最后10年间，一种论调却越来越强有力，即美国有责任在其新确定的边界以外帮助其他人获得“自由和独立”。有下列几个原因导致了这种转变：内战后美国工业化的成功和沿资本主义路线对社会秩序所做的重组提高了美国精英对他们的国际影响力的信心；对北美的征服无远弗届，但美国却也没有兼并墨西哥的拉美裔“劣等”民族，并且未曾在加拿大问题上冒与英帝国发生冲突的危险；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非洲和亚洲大肆攫夺领土，使得先进国家如何与欠发达民族交往的问题被摆在美国面前；美国神职人员此前已经开始将19世纪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改良运动推向海外；最后，美国的商业扩张引发了美国人对海外市场的新兴趣，或者至少是一种担心--如果有什么地方出现了新的市场，会落入他人之手。

将美国占领夏威夷（1897）以及在美西战争尾声中占领菲律宾和古巴看成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剧烈转折是错误的。无论是在商业还是政治方面，美国在东亚的介入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毕竟是美国兵舰在1854年打开了日本对西方贸易的大门。1846-1848年发生的墨西哥战争（后来在日本成名的马修·佩利马修·佩利（Matthew Perry, 1794-1858，另译为“柏利”），美国海军将领，1852-1854年两度率舰队（“黑船”）进入日本，强迫日本政府签订通商条约，是为“柏利叩关”。--译者注曾在这场战争中立功）也使美国与加勒比美洲和中美洲的联系交往变得更为密切。1855年，美国人威廉·沃克尔（William Walker）自立为尼加拉瓜的统治者，到19世纪末更有众多冒险家争相效法。Frye Jacobsen注意到，沃克尔最终不是被尼加拉瓜游击队推翻，而是被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ius Vanderbilt）所颠覆，因为其航运利益与沃克尔相冲突。（Barbarian Virtues, p.39）范德比尔特（1794-1877）是美国航运和铁路巨头，著名的范德比尔特企业家族的创始人。--译者注 如我们所知，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干涉主义并未止步古巴：在1898-1920年间美国曾有至少20次在该地区动用其海军陆战队。

然而，19世纪90年代的特别之处在于，麦金利和罗斯福时期的美国联邦政府愿意为其控制下的海外民族承担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