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把美国跨洋帝国的建立看做一种偏离常规的情况，认为这是美国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所做出的短期反应，是为适应欧洲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世界体系而做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看法是对的。通过承担起“白人的责任”--像吉卜林在诗中所呼吁的那样英国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在1899年发表《白人的责任--美国和菲律宾》一诗，敦促西方担负起“白人的责任”，去服务和教化那些“半是邪魔半是儿童”的殖民地人民。这首诗经常被认为典型地代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气质。--译者注，美国在西方大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然而，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的问题是，美国很快就变得不只是西方大国中的普通一员了：就其经济和军事力量而言，它不再有必要顺从或者承担一种与其意识形态不相符合的角色了。美国已经不只是帝国主义大国中的普通一员，而是正迅速地成长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捍卫者和平衡者。

这样一种角色正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正式承担起来的，而这种职责的适用范围也包括欧洲本身。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及许多他的同时代人看来，参战的决定意味着美国可以开始重新塑造世界了--在这个世界上有如此多的错误需要纠正，而美国的经验正可以作为一种范型。到1917年，威尔逊已经断定：干涉是达成“合理的和平解决方案和重建世界秩序”的唯一可行途径。正如在其“十四点”中所反映出来的，威尔逊认为对世界有利的也必然对美国有利。

二、“外国人”和反共主义

在美国人对全球事务的总体看法中，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象征着欧洲及各主要欧洲大国几乎衰落到匪夷所思的程度。欧洲是最先放射出杰斐逊所说的“光明”的地方，却因血腥和仇恨的恣肆横流而沦落衰朽。现在轮到美国这个战争的胜利者和战后无可争议的最强大国家来匡扶正义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国内外都是一位干涉主义的改革者，也是一位（政治）“科学家”。他认为美国的使命是创造一种防止未来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国际秩序，所以把目光集中在两个主要问题上：民族主义和革命。理解他对这一双重挑战的应对方式，对直至20世纪末的美国对外政策话语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