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括起来，这些手段的目标就是造就新的国家政权，使之既能成功推进本国发展，又能为美国的对苏联及其盟友“遏制”政策承担责任。

虽然许多历史学家夸大了杜鲁门总统在“二战”后所受到的要求美国撤离邪恶的外部世界的国内压力，但是很明显的是，很多美国人之所以支持美国在海外的永久性军事介入和在第三世界的干涉政策，完全是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是，苏联作为另一个主要的战胜国赫然兴起，这对任何介入欧洲或亚洲的大国都是一种挑战。但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立场始终是，苏联力量在战后的蔓延已然使得两个大国的敌对成为冷战，如果不加抑制，必将导致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在美国的精英看来，苏联作为世界大国的兴起也意味着另外一种形式的现代性的兴起，而美国自1917年以来一直对此予以抗击；在20世纪40年代末，与奉行共产主义理念的大国达成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对苏联版本的救世主式的现代主义特别不幸的是，正当其影响达到顶峰之时，恰逢美国也消除了制约其承担全球使命的最后因素。国务院官员约瑟夫·琼斯（Joseph Jones）在1955年发问：“到底是什么牵制着美国的对外政策？

答案是：对我们对外政策的制约在遥远且不断向后退的地平线上。所谓的制约因素其实就是我们--出于诸种实用主义的目的--认为我们所能达到的目标，就是在任何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实现的目标……（马歇尔计划的经验表明）那不是掣肘，而是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态度和行为的无限可能性。

不过，美国走向全球干涉主义的过程也伴随着国内关于美国可以使用的方法的激烈政治争议。特别是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及朝鲜共产党人企图武力统一国家之后，“新政”自由派受到右翼的攻击，理由是他们未能更及时有力地推行干涉主义。在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和他的政治盟友们看来，蒋介石决意抵制美国所施加的要求其改革的压力，并不足以成为美国在他的政权行将被共产党人推翻之时依然限制对其援助的理由。麦卡锡对一个由意识形态盟友构成的世界的期待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他攻击新政派在战后时期没有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击败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