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美国在越南、马来亚、菲律宾所支持的打击共产党游击队的战争，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的独立后政权的激进倾向，甚至美国对危地马拉和伊朗的成功干预，所有这些都使艾森豪威尔政府相信第三世界还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而中国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对美国确保他们自由的努力不怀感戴之心，也说明他们并不认同美国所试图推进的那些原则。既然如此，那么，通过秘密战略扩大影响力就比通过援助和贸易赢得朋友的公开努力更可行。

假如美国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或者说假如美国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基础，艾森豪威尔式应对第三世界挑战的应对之策就可能还会再延续上一二十年。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扩展了美国民主的那种改革冲动，同样推动着美国对海外改革的重视。对于缺乏耐性的战后一代来说，仅仅在第三世界遏制共产主义是不够的。既然他们为扩大非洲裔美国人等先前被剥夺了权利的其他族群而奔走呼号，那么，重弹第三世界人民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的老调就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而且，即便他们确实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美国也可以帮助他们实现民主的目标。美国政治中的左右两翼都强调有必要扩大美国在海外的介入，尽管左翼不强调苏联的威胁而着力申述援助的必要性，而右翼则强烈要求采取更具进攻性的遏制措施，同时更强调赢得盟友的重要性。而在第三世界“争取心灵和头脑的战争”这个问题上，这两种路线汇合在一处，相应的政策路线在肯尼迪、约翰逊两任政府内被构建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综合性策略在越南的失败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干涉主义的批判。不过，当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已经变得具有强烈干涉主义性质的时候，这种批评并不是针对其动机和世界观，而是针对其在海外的经济剥削和国内的商业垄断之类的主题上。

四、“作为市场的世界”

在一些人看来，美式资本主义一向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轴。他们认为，只有更深刻地理解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在经济方面不断上升的作用，才能把握美国的对外事务的政治层面。在20世纪，这种思想流派有两个基本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