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分支是激进的平民主义（populist）--有时表现为孤立主义--的思想路线，它认为特定的商业利益集团的势力自19世纪末以来就绑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决定着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方向。另一个分支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观点，它将美国政府（state）视为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在争夺市场份额的国际舞台上它体现的是这个阶级的利益。不足为怪的是，由于美国贸易和投资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强化的优势，由于其总体的经济增长，经济因素（无论是阴谋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在对美国的全球角色的解释中被置于中心位置。

在1900年前后，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60年代，美国干涉主义都曾在国内受到持续的批评；这些批评中的关键论点都是说政府影响市场的做法使美国的理念受到了削弱。在那些反对占领菲律宾、威尔逊的干涉和越南战争的人当中，有许多并不把市场在美国对外政策当中的角色视为综合性的美国意识形态的应有组成部分，而是认为工商界的恶劣影响误导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在1900年，布赖恩严厉谴责“商界的论调。这种论调所基于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即为了经济利益可以正当地开战，用军队和暴力赢得贸易机会是有利可图的……帝国主义对军队的承包商是有利可图的；对那些把活的士兵送到菲律宾，再把战死的士兵运回来的船东是有利可图的；对那些利用特许经营权牟利的人也是有利可图的”

无论是在冷战之前还是在冷战当中，都曾有过特定的商业利益集团对美国的对外干涉行为发挥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影响的时期；但是历史记录显示这种情况并不常见。通常情况下，从杰斐逊到里根的历任总统都对只知道赚钱的商人颇不耐烦，至少是在他们本人入主白宫之后。那些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为自己的公司说项的银行家、投资商和出口商经常受到冷遇，这种情况有点像苏联的政治理论家、科学家、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们试图就对外政策提建议时在克里姆林宫受到的待遇。

但是这决不是说，资本主义市场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商业利益有系统性作用的论述是正确的：美国精英自始至终主张（尽管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增进自由的市场交换是美国在海外的“国家利益”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