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尽管在冷战时代美国在经济上和金融上拥有绝对优势地位，事实证明美国是一个不情愿的经济帝国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也许除了20世纪70年代），在吸引资本方面，美国的国内市场一直居于首要地位，因为美国总是处于与外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完全相反的状况：富有，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地理位置有很强的流动性，而且政治稳定。尽管获得更多收益的期望总是驱使美国资本前往第三世界，但这些对第三世界的投资很少能真正获得丰厚利润。在冷战期间，政府总是希望私人公司增加其在海外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的投资，以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并增进当地“发展”，但鲜有成功的案例。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华盛顿之所以一再将援助投向第三世界，原因之一正是美国工商界自身缺乏投资意愿。新的国外市场的作用似乎一向主要在于为美国商品提供更高水平的“价格弹性”；当技术造成生产扩张时，通过出口剩余可以避免国内市场的价格下滑。

对那些希望美国在冷战中动员资本主义的力量的人来说，同样麻烦的是关税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成分是不受制约的商品交换的观念。但在美国历史上，较之商品交换的概念，更宽泛一些的自由贸易观念从来都是对己不对人的：就美国国内贸易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开放而言，自由贸易是可取的；但总体而言，这个概念并不适用于外国对美国的出口。美国人的道理是，因为“不自由的”外国工人制造的产品会将美国公民的工作机会和收益抢夺殆尽，来自外国的进口会威胁美国的自由。故而在19世纪，美国通过大规模的进口替代和禁止性关税（首先对纺织品 ，后来又对钢铁及相关产品）等措施来刺激本国经济--此类措施正是当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允许第三世界国家实行的。在冷战期间直到1980年左右，这种措施一直得到了国会多数的支持，尽管历届政府都试图使第三世界国家获准进入美国市场。

冷战期间，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第三世界之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而是美国之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的重要性；而且这种重要性首先并不在于双边贸易和对外投资，而在于产品和生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