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1954年写道：“我个人已经确信，如果我们不以某种方式加倍努力地赶超共产党提高生产水平的巨大努力，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共产主义将变得难以抑制。”无论是国内动向还是国际挑战，都趋向于在美国对外政策中重新肯定市场的意义--但是，更大程度上是作为意识形态，而不是作为剥削性的做法。

在冷战的第一阶段，美国逐渐地承担了一种对世界经济的体系性的（systemic）责任，无论是就欧洲而言还是就第三世界而言，美国都力图发挥塑造世界经济的作用。在这一使命当中，意识形态和具体策略密切契合：第三世界必须选择市场，这部分地是因为必须通过贸易来维系前帝国中心（西欧和日本）的生存，并由此既遏制共产主义，又降低第三世界国家对进入美国市场的需要。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成了应对所有这些挑战的办法。1956-1960年间，虽然存在对苏联入侵的担心，但是对第三世界的所有官方援助中有将近90%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又有60%-70%来自美国。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取得独立，是否接受这些援助成了摆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面前一个关于原则和优先选择的严峻问题。

在美国方面，支撑着这种策略和联盟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曾经对美国起作用的东西一定也会对全世界起作用。美国人丝毫没有想到他们曾经的关税和贸易禁运的做法与现今对照会构成一种莫大的讽刺，而只是一味地通过“全球发展教育”（global development education）教导全世界要开放市场和鼓励当地私人资本的增长。发展被简化成一个选择问题，而发展的典范即是美国及其自由企业。在美国在海外举办的展览上，美国的产品就是美国成功的证据；用一位记者的话说，这展示了“洗衣机、洗碗机、真空吸尘器、汽车和电冰箱所提供的自由”。对美国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正如贸易必然引进产品一样，产品也会引进思想。

五、现代化、技术和美国全球主义

随着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以及前来美国求学的外国人的迅速增加，此时出现了众多旨在建立一种美国精神相关理论模式--以对抗共产主义的理论模式--的著述就毫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