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权威和政府高官都强调在国内的教育和海外的工作中都必须确立这样一种模式。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在1957年强调指出，第三世界的精英正在为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寻求一种新的具体模式，而美国社会科学家的责任就是制订出这样的模式。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是美国社会科学的旗舰组织，成立于1923年，总部设在纽约，宗旨是推进社会科学内部的跨学科交往并促进专业化社会科学学者关注和处理公共和政策问题。--译者注这种需要被认为是紧迫的：西方的经验并不像马克思主义所勾勒的那样，是一个明确清晰的社会变迁图景，而是一系列混乱漫长而又细琐乏味的、缺乏英雄色彩的社会进程，其中很少有什么具体的东西能够激发第三世界青年知识分子的热情。为了了解当代世界，就必须考察“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体系，并将其与西方的发展作比较。普林斯顿教授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说，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一种规范性工具，而且是“向政治学的科学性迈出的一大步”。

作为一项智识进取，后来所谓的“现代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具备诸多实证主义的特性，而且，“现代化理论”的这些实证主义的特性正是前者有意树立起来的（之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种理论分别都是“高级现代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们都以“决定论”的形式强调以工业和技术为中心的各方面现代发展的一致性。哈佛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以其发表于1937年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启发了许多战后现代化理论家。他曾宣称，全面、稳定的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只能通过政治和文化价值的变革获得实现。但和马克思不同的是，帕森斯认为，为个体适应社会结构而提供各种机会--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在帕森斯、丹尼尔·勒纳（Daniel Learner）和沃尔特·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哈佛教授罗斯托原文如此，当属不确。罗斯托在1950-1961年间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此前此后均无哈佛经历。--译者注1960年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后来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关键文本--在这些人看来，他们所描述的变迁形式已经在美国发生过了。但是还存在大量“不成功的现代化”案例，包括德国、苏联和中国等，所以有必要探寻一种关于从“传统”到“现代性”的道路的宏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