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慕尼黑，革命之风席卷这个德国土地上第一个也是最长久的王国。希特勒自1918年11月底在这里的第二步兵团第Ⅰ预备营第7连服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库尔特·埃斯纳使用策略，将武装游行变成了颠覆行动，逼宫成功。11月初，国王路德维希三世退位，离开帝国首都逃亡。1919年11月8日，这个来自施瓦宾格的犹太记者和工厂主公子被选为巴伐利亚自由邦总理。他在左翼阵营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他立志要在巴伐利亚自由邦实现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阿瑟·罗森堡的话说——“建立在苏维埃之上的、有诱惑力的、成熟的民主”。“他不希望看到旧式议会，也不急于立刻社会主义化，并且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独裁。”

于是这位自由邦总理就被夹在各派中间，备受攻击。无论是党内左派和共产党，还是希望实现议会民主的多数社会民主党都想讨伐他。在多数社会民主党看来，苏维埃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它是革命导致的无序的产物，一旦国民议会和其他的议会民主配套机构建立起来，它必然将不复存在。然而独立的诉求使得巴伐利亚的局势变得复杂起来，以至于埃斯纳根本无法从繁多且迥异的政治目标中理出头绪来。

这对于尚在政治之外的希特勒而言则更是雾里看花了。此时的希特勒已经回到了慕尼黑，这里的人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都持开放性的态度。这些观念对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士兵，尤其是对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言，实在再平常不过。不管是来自哪里，当他们一起开拔奔赴战场的时候就将彼此看做一个整体，看做兄弟了，保护祖国是他们的信念。1914年8月燃烧起来的民族热情让国内社会的阶层对立和紧张都烟消云散。而战斗的队伍中更是不再有阶级的问题了。之后曾出现了这么一个词，叫“堑壕社会主义”，因为士兵们在与世隔绝、令人窒息的堑壕或者潜水艇里待着，他们中的谁来自哪里根本不重要，只有团结才能够强大，只有团结才能够生存。在那样的背景下，个体就好比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蚂蚁。希特勒在回想军旅生活时说，在军中展现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这个集体中承担一项特别的任务。他在回忆录中说到军队的时候更是夸张，他说，前线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和纽带，因此对士兵而言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德国有一处地方，在那里没有阶级。那就是前线的连队。那里不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有连队，再无其他。”希特勒如是说。就连保守派的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他1919年出版的《普鲁士人民和社会主义》一书中也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战场前线或者是遍及半个欧洲的集体公墓里。”斯宾格勒希望通过唤醒旧普鲁士“士兵社会主义”给马克思式的物质社会主义注入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