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就没有去参加电影学校的文化课考试，但是后来他们还是给我寄来了一个录取通知，说我没有参加文化课考试，如果愿意从事电影工作，还可以于某月某日之前来学校面谈。可见电影学校的考官们是欣赏我的。

到底是那位苏联专家对我印象好？还是因为我演反面角色演得好，他们正缺少反派演员？我也不知道。

我把这个电影学校的录取通知珍藏起来，还是进了南开大学。

时代风浪中的家庭变故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改革措施，令我们由衷地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如最令老百姓苦恼的通货膨胀消失了，物价稳定。我们上大学时，不交学费，还免费供应伙食（保留了三年）。我们每人每月由国家提供12**5元的伙食费，吃得很不错。

父亲（中）与三叔康心之（右）、四叔康心远（左）1964年合影

在战乱结束，万象更新的形势下，我逐渐接受了当时宣传的通俗马列主义理论，我认为理应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按照当时的理论，我家属于剥削阶级，我父亲是大资本家，我是吃剥削饭长大的。在这个反对人剥削人的新社会里，我的家庭变化很大。

我父亲在新政权下，被安排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市人大代表等。但是，他一生心血经营的美丰银行，却从1948年以后接连遭受重创，被迫于1950年初宣告停业，由重庆人民银行进行“清理”。

美丰银行停业之后，父亲的一切财产都被冻结了。我记忆犹新的是，父亲财产被冻结后，刚好群林市场修房子，工人拿不到工钱，都跑来找我父亲闹。父亲急得没办法，只好找一个亲属借了“高利贷”……

《婚姻法》公布后，刘曼君向法院提出与我父亲离婚。为了达到多分财产的目的，她控告我父亲利用她去勾结美帝国主义！

这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罪名。因为出于向苏联“一边倒”的需要，当时已经在社会上广泛开展了反对“亲美、崇美、恐美”，提倡“仇美、鄙美、蔑美”的宣传。当年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我父亲作为陪都重庆的参议长，自然要出面会见，因刘曼君会一点英语，就带上她作陪。仅此而已。这叫什么“勾结美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