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校团委通知我，天津市青年团来人了解我中学情况。

后来才知道，来人以青年团的名义，实际上是天津市公安局的调查人员。

他们提到的主要问题，第一个就是与蒋介石的关系。

我讲述了全过程，出示了蒋介石赠送的钢笔等。来的三个人把钢笔拿去，把笔帽旋开取下，传来传去，看了又看，似乎想从中找到什么秘密，但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还给了我。

他们着重追问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学时期，我组织的社团，来往人员的名单以及在巴蜀学校的活动等。

我都详细回忆了，还回忆了当年除了同学外我接触的有社会经历的人员，其中如：

国民党部队的何英上校。我好交际，与他常聊天，他对我并没有说什么，只是表示想回广东务农等话。

另一位名叫汪俊宏，原国民党青年军军官，在东北参加国共内战，被共产党俘虏，受教育后遣返四川原籍。他只向我讲过“共产党斗争残酷”，并没有涉及更深的政治内容。

还有一位叫王俊千，是从济南到上海的流亡学生，是中学同学王宇伟介绍认识的。王在上海参加国民党军队，随军到重庆。属国民党将军李弥的部下。不愿撤退到云南，要求我给他一些盘缠，以逃离国民党军队。我送给他一些钱和几套旧衣服，协助他当了国民党军队的逃兵，滞留在重庆。

实际上，我协助过两个人脱离国民党军队，反过来却说我与国民党军官勾结，要我写出交代材料。以上几人的情况，我都毫无保留交代得一清二楚。

巴蜀中学同学雷雨生，与我交往较多。1949年，他曾跑到香港去找父母，半年多又返回重庆。这一走一回就构成了问题，被当成重点审查对象，要我交代他是否有政治方面的“阴谋”。

据我所知，雷父是“夔门”号轮船船长，1949年，共产党派其父到香港对另外两艘轮船策反成功。因为属于“党的机密”，只有单线关系，旁人并不知情。雷父以后回国却被逮捕，关押多年，直至找到证人才放出牢狱。雷雨生于1949年，去香港找父亲，主要原因是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治结核病的特效药“雷米封”当时只有香港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