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重视，当然不仅仅是财力的投入，而且也体现在对石室师资的高度重视上。自西汉石室创办之始，不但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担任校长成了文翁石室的惯例，而且延请名师执教也是延续至今的宝贵传统。作为蜀郡郡守的文翁，首先是一位“少好学，通春秋”的硕儒，他办学可不是象征性地当“名誉校长”，而是从校舍的修建，师资的培训，招生的办法，以至教学的安排，都躬亲过问，甚至还亲自上课。政府的重视，使石室执教者决无衣食之忧，更不会有“拖欠工资”之虑。于是，千百年来，文翁石室一直是名师硕彦的向往之地。卢照邻、岑参、王维、杜甫、陆游等大诗人都曾在石室留下诗篇。大文豪苏东坡还曾为文翁石室延揽人才，他曾请家安国教授到文翁石室讲学，并写下《送家安国教授归成都》一诗，诗中充满了教书育人的无限喜悦之情。在清代，著名教育家姜锡嘏主讲锦江书院，在《寄怀李雨村同年》一诗中写道：“三年奚不到蓉城，高踞吟坛作主盟。一席锦江君就否？歌声听罢又书声。”表达了他诚邀名师李调元到锦江书院讲学的愿望。直到当代的成都石室中学，历届校长同时也是名震一方的教育专家。

唐代诗人裴铏曾写诗道：“文翁石室有仪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人心未肯抛羶蚁，弟子依前学聚萤。更羡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题石室》）诗中首句中“仪邢”一语的意思是“法式、模范”，诗人认为石室不仅会千秋万代流传下去，而且为后世的办学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从汉代文翁创办“石室精舍”起，学校名称随朝代的更替而迭经变更：东汉到唐代为“益州州学”，宋代为“成都府学”，元代为“石室书院”和“成都府学”，明代为“成都府学”，清代先后为“锦江书院”、“成都府师范学堂暂设蒙养师范学堂”，一直到近代晚清的1904年改设现代中学——成都府中学堂，直至今天的石室中学，绵延两千一百四十多年，石室弦歌不辍，文脉不断，甚至连校址都没有动迁过，石室之如此神奇，恐怕于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但我想，如果离开了历代地方政府的全力扶持，而让石室“自筹经费”发展，恐怕永远不会有这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