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在码头挑砖，怕别人看不起

正午时分，太阳又钻出来，火辣辣地烤着大地。

不时有挑夫到阴凉处歇息，捧起瓶子就往肚里灌水。还有人干脆就回工棚睡大觉。这里奉行“多劳多得”的原则，干不干活随自己的便。

前些年，本地记者来采访时，曾问过周光福他们是否有“高温补贴”。那是他们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么一回事。不过，他们从来也没向老板提出过。“提多了要求，我们怕连活儿都找不到。”周光福说。

工棚就在不远处，是上下两层的铁皮房子。房子的一侧有一个开放的厨房，凡是做饭的人，每人一个灶台。而单身汉，大多在一公里外的街道上吃快餐。

在厨房与灶台之间，挑夫们用防水油布搭起来一块公共空间。这里摆放着几张凳子，还有一个硬木沙发。一台电视没日没夜地放着，声音很大。一到夜晚，蚊子就开始狂轰滥炸。

一道门后面，是厕所和一个自来水龙头。水龙头旁全是垃圾，发出酸腐的味道。

周光福的床铺在铁皮房的二楼。房间里摆放了20多张上下铺的铁床。这里按人头收钱，每人每月105元。

这里也有女人，都是挑夫的家属。男人们出来时间长了，女人们也纷纷跟了出来。通常，男人挑砖，女人装砖。

早些年，周光福的妻子也曾在码头上干过一段时间。夫妻二人住过一阵子集装箱。在密不透风的集装箱里，住了4对夫妇。时间长了，大家也不觉得尴尬。只是一到夏天，里面就和“烤箱”一样。

在这个工棚里，卢秋发的“家”是位置最好的，靠着门。说是“家”，其实就是一个上下铺。上铺堆满杂物，用塑料纸盖着。下铺是夫妻俩的窝：三面用捡来的木板封起来，前面用橘黄色小碎花的布帘遮住。不过，晚上太闷，老卢通常在走廊的一块木板上睡觉。

老卢的妻子罗娇娇把这个“家”布置得很像一个家：蚊帐里挂着孩子的照片，床头柜上摆着一个闹钟，一侧的木板上贴着“福”字。“家”里还有一面红色边框的镜子，出门的时候，她总要拿出来照照。

前年，卢秋发还在西乡码头时，去一家商场买了一台DVD机和一个MP3，花了他将近1000元；然后，他在街头小店刻录了很多歌。干活的时候，他把MP3装到塑料袋中，戴上耳塞听歌。码头上的挑夫都是这样，干活时身上的一切物件都得套上塑料袋，以免被汗水浸湿。回到“家”里，DVD就派上用场了。他说自己“喜欢听老歌”。

在这个“湖南帮”中，卢秋发是个干活不要命的人，有“骆驼”之称。挑夫们说，他干活不分白天黑夜。

“不拼命干活怎么行？”老卢憨憨地笑着说。

去年他家的稻子遭水灾，颗粒无收。家里有一个12岁的养子和一个81岁的老母亲。两个亲生儿子，均在外打工。家里盖了一院房子，给了已成家的大儿子。二儿子正谈着对象，他还得赚钱给老二再盖一院。

罗娇娇也在码头上干活儿。起先，她挑过砖。可那实在不是一个女人干的活儿，没干几天，她就不干了。后来，她开始装砖。干了几年后，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弯腰时间一长，腰就疼得受不了，人站不起来。来到三围码头后，她和其他女人就帮着男人们捡砖。所谓捡砖，就是4块4块排在一起。捡一船砖下来，她也能有七八十元的收入。

对于记者这样的陌生人，周光福和卢秋发算是比较能说的。其他很多挑夫，根本不愿意谈起自己的生活。

有一天，周光福对记者说：“你来了几天，没有人愿意接受你的采访，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在码头挑砖，怕别人看不起。”

他自己遭遇过这样的尴尬。每次过年回家时，村里人总不免嘲讽他几句，说他一个高中生在码头上卖苦力，实在“没出息”。

周光福的小儿子在读中学时，参加过好几次同学的生日聚会。每次聚会时，儿子都不敢吃别人家的蛋糕；因为有人说他的父亲是“挑砖的”，他过生日的时候“还不起”。

有一个40岁的挑夫，曾隐瞒身份谈过一次恋爱。原本俩人感情发展不错，可当对方知道他的工作后，就不再同他来往了。还有一个挑夫，老婆嫌他赚钱少，干的工作“丢人”，结果甩下他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