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之所以只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和蔡廷锴四人，据当时参与护送工作的杨奇回忆：“这是由于租来的苏联‘波尔塔瓦’号货船不大，客房极少。同时，当潘汉年、连贯在1948年9月4日到李济深家开会落实名单时，有些人说手上有些工作尚待处理，来不及第一批离港；还有个别人担心经过台湾海峡是否安全，只有沈钧儒、蔡廷锴等毫不犹豫，全无顾虑，说走就走。”

对此，沈钧儒在到达哈尔滨后曾对朱学范解释说：“任公按照毛主席来信，与我初步决定，除民革由蔡将军、民盟由我参加外，另外拟请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先生参加。不料……在民革、民盟的内部会议上，都认为各去两人合适，于是任公又与我重新商定，由我们四人来哈，马叙伦先生就没有通知他。”这就是第一批北上民主人士名单确定的内情。

为了安全起见，“登轮北行前，中共方面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经过的地段，从哪条路走，经过那些街道，遇上情况如何应付等等，都事先做好调查研究和缜密的布置”。此外，周恩来还特别指出，这是第一批，要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当时，根据安排，各位民主人士的行李由连贯派罗培元先行运走，自己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1948年9月12日，罗培元便按照潘汉年提供的门牌号码，依次到准备北上的民主人士家中，乘坐“的士”取走了他们的随身行李，按计划运送到维多利亚的小码头，再雇佣小船送到锚地的“波尔塔瓦”号船上。

事情进展得还算顺利。但是，正当罗培元和小船的老板讲好价钱，将行李装船的时候，一个香港巡警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冷眼盯着罗培元，从头到脚审视着他，用警棍敲敲行李，冷笑道：“来头不小啊！做什么生意的？”罗培元想起潘汉年嘱咐他的话——“这件事无事是小事，有事就是大事”，心中顿时紧张起来。

巡警装模作样地掏出一个小本子，似乎是要拿给罗培元看，但没等罗培元看清，就把本子抽了回去。这个细小的动作，使罗培元悬起来的一颗心放下了。虚晃一枪，该不是要敲竹杠吧！罗培元正寻思着，那个巡警果然打着官腔说：“你已经触犯香港的法律了，按规定应该带你去差馆审查……”

“还请巡警大人高抬贵手，我的客人在锚地等着这行李呢！”罗培元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说。“那么……就罚款吧！”巡警终于露出了马脚。罗培元马上答应下来，表示认罚。他翻遍了所有口袋，找出大约30元钱。巡警见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就收了钱，背着双手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