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低垂，华灯初上，罗培元完成任务后回到天后庙道4号4楼，向连贯汇报了刚刚发生的事情经过。“好悬啊，要是没有钱，被那巡警带到差馆去盘问，事情就坏啦！”连贯感叹说。正说着，门铃声响，罗培元去开门。潘汉年带着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人走了进来。

原来，在离开香港之前，连贯等人安排他们在这里共进晚餐。按说，大家应该好好地干杯酒。但是，在大家坐定后，连贯端起酒杯，却谨慎地说道：“今日为大家饯行，本应开怀畅饮，但为防不测，仅此一杯，聊表心意，权作我小气罢了。”沈钧儒忙说：“应该，应该，切不可大意失了荆州。”潘汉年笑道：“这笔酒帐，大家权且记下，我们将这酒留到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那天，开怀畅饮，留到新中国诞生的时候，再喝它一个一醉方休！”“好——”众人齐声喝彩。

饭后，潘汉年组织大家赶紧化装，连贯则在楼下警惕地观察着室外的动静。一会儿，房门打开，潘汉年领出来四位“陌生人”：军人出身的蔡廷锴头戴破毡帽，脚穿旧布鞋，一身“苦力”打扮；章伯钧则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袍，雍容阔绰，俨然一位“富商阔佬”；身材矮小的沈钧儒和身材高大的谭平山则都把长胡子藏进了衣领内，经过巧妙改装，成为了“账房先生”。

按照预定计划，他们在罗培元的带领下，步行约10分钟走到铜锣湾海边，随即坐上事先雇好的小艇，向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波尔塔瓦”号货船驶去。这时，钱之光已在“波尔塔瓦”号上迎候，据其回忆：“当时沈老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比起在重庆、上海时有些消瘦，但精神矍铄，步履稳健。我和谭老在重庆时有往来，这时相见，彼此很高兴。我对谭老说：‘可能没有想到吧，在这里我们又见面了！’他紧握着我的手连说：‘是呀，是呀。’我们谈了一些别后的情况。当章伯钧先生攀扶着软梯上船来的时候，他一抬头就惊奇地说：‘老兄，你也来了！’由于工作关系，我到香港后还没有与他见过面，因此突然相遇，他觉得出乎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