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邓颖超回忆,193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时期,曾经和郭沫若一起参加过党的小组会议。当时,郭沫若和于立群刚来武汉不久,即在周恩来领导的党组织中恢复了组织生活。不过,郭沫若的党籍虽然恢复了,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周恩来建议郭沫若继续保持秘密党员的特殊身份。出于对党的最高利益的考虑,郭沫若忠诚地执行了党组织的决议,直到全国解放后,他才正式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公开其在党内的真实身份,而且还是以所谓“重新入党”的方式实现的。
此外,邓颖超还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1938年秋天,于立群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入党介绍人就是邓颖超和郭沫若,这一重要材料很快就从于立群的档案中找到了。如果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以后没有恢复党籍,当然就没有资格介绍于立群入党。
这样,郭沫若在1937年从日本回国后,就成为了实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而且这一“秘密”一直保守了20多年,直到1958年“重新入党”。在此期间,郭沫若一直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身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蒋介石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第三党的黄琪翔任副部长,并请郭沫若出任负责战时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
对此,郭沫若却“不想干”,因为他觉得:“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周恩来听后劝道:“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林伯渠也从旁劝道:“这是政权开放的第一次,门虽然还开得很小,我们应该用力去把它挤大些。”最终,郭沫若同意和大家“一道去挤”,就任第三厅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