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利用一切可能条件，采取多种有效方法，努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动员民众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使其成为了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郭沫若本人更是利用手中的笔，猛烈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呼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从而“鼓动起民族解放的怒潮”，“唤醒全民趋向最后的决斗”！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对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进行钳制，政治部部长陈诚一再宣称政治部是国民党的军事机关，不是国民党员不得在此机构任职，“要抗日必须加入国民党，否则即作离厅论”。对此，郭沫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向全体三厅同事表示，“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我们虔诚信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但是，信佛不一定非做和尚不可；哪些做了和尚的，我看并不都信佛。”这一生动的比喻，无疑是对陈诚之流的辛辣讽刺。

1940年9月，国民党政府假借政治部改组，撤销了第三厅，调任郭沫若为政治部部务委员，实际等于变相免去了郭沫若的厅长职务。结果引起了三厅全体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他们集体提出辞职，要与郭沫若共进退。周恩来亦趁机向国民党施压道：“这批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文化人。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

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只好同意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仍隶属于政治部，由郭沫若任主任。但国民党政府明文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不过，郭沫若可以将已辞去三厅职务的那些朋友重新安排到文工会共事，才使这样一支文化队伍最终没有被国民党打散，从而得以继续发挥战斗作用。

在国民党陪都重庆，郭沫若的寓所成为了进步文艺工作者经常聚会的场所。因为处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只有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和郭沫若的家里，进步文化人士才能畅所欲言，呼吸到新鲜自由的空气。郭沫若在重庆为朋友们撑起了一小片自由的天空，所以大家都把郭沫若的寓所称为“重庆的小延安”、“国统区里的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