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胡风曾说：“中国现在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一声号召可以波动世界的大作家。”然而，革命斗争需要鲁迅的继承者。郭沫若在文化领域所取得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成就以及他在北伐战争和抗战初期表现出的革命和爱国精神，使他在文化界和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

周恩来认为郭沫若是一个适当的人选，遂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并由中共中央在1938年夏做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郭沫若通过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和他的戏剧创作、史学研究，在事实上也确立起了自己在文化界的领袖地位。

1941年11月，适逢郭沫若50寿辰暨创作生活25周年，经周恩来的提议，重庆、延安、桂林、香港等地的文化界朋友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高度赞扬了郭沫若在文学乃至整个文化战线上的非凡业绩和他对国家、民族的重大贡献。其中，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头版发表《我要说的话》指出：“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周恩来还分析了郭沫若最值得大家学习的三个特点：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

1944年3月，郭沫若的著名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其列为党的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同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与时局》讲话中，特别提到这篇文章：“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特地致信郭沫若，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