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剧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郭沫若对党和毛泽东也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拥戴。他曾宣称要做“党的喇叭”——“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后来，关于“写一篇太平军经验”文章一事，郭沫若虽然未能完成毛泽东的委托，但“郭老始终放在心上，在重庆时，他就曾想动笔，但因资料不足，未能实现。六十年代初，郭老积累了一些材料，准备动手，由于种种原因，计划未能实现。郭老不止一次地说过，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邀到重庆谈判，郭沫若亲赴机场迎接，并与毛泽东多次深谈。当他看到毛泽东用的是一块旧怀表时，特地将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毛泽东。后来，毛泽东一直戴着这块手表，并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别的东西可以丢，这块表无论如何不能丢，更不能叫别人拿走。

根据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郭沫若以“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并与中共代表一道为会议的成功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政协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蒋介石就指使特务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对民主人士大打出手，郭沫若被打得额角红肿，跌倒在地。

郭沫若曾记叙当时的情景说：“挨打在我倒是很大的收获。在我身上多挨几拳，便在朋友身上少挨几拳。在我身上多流几珠血，便在朋友身上少流几珠血。在我算尽了保护朋友的责任，我已经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在这之外，我还得到了不断的鲜花鲜果的慰问，国内国外的同情，国内国外的报纸都在替我宣传，说我郭沫若挨了打，我简直一眨眼便成为民主英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