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不顾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坚决反对，执意召开一党“制宪国大”，郭沫若与中共站在一起，坚决拒绝参加。对此，周恩来于1946年底致信郭沫若，表示：“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战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艰巨的岗位，有你负担，千千万万的人心都向往着你。”

1947年春，国民党又玩弄所谓“改组政府”、“还政于民”。郭沫若作讽刺诗《还命于民》，说：“政府在上，政府在上，‘还政于民’，实在不敢当。但请还命于民，还命于民，小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因此，与其空喊“还政于民”，不如真的“还命于民”。

1947年11月，鉴于国统区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党组织为了保护郭沫若，特安排他从上海秘密乘船前往香港避难。行前，郭沫若作五绝一首：“十载一来复，于今又毁家。毁家何为者？建设新中华。”11月16日，郭沫若安全到达香港。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此次“离开上海的用意”在于“消极地要摔破法西斯统治者的花瓶，积极地要恢复我的自由替中国人民服务”。

1948年4月30日，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郭沫若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率先起来积极响应，并于5月8日在香港举行的“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表示，“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为中共所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的就由我们说出来”，“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郭沫若早就提倡知识分子应该“做人民大众的尾巴”，自己更是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同年11月，郭沫若即应中共之邀，踏上了北上解放区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