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大陆是要感激的,还要有份歉意。毕竟你把人家家里的钱全搬过来了
早在1946年,蒋介石巡视台湾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那时候他也没想到,自己要到台湾度过一生最后的岁月。但那时候的蒋介石,就意识到了台湾的重要性。后来在一篇报告中,他说:“就算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下野。”
1949年1月11日,陈诚出任“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刚刚一周,蒋介石就致电陈诚,告知治台方略:今后治台方针,一要多方引用台籍资深人士参加政府;二要培植台湾有为青年;三要收抚人心,安定地方;四要处事稳重,不可操之过急,不可多订计划,要脚踏实地,多做事情,少发议论;五要特别注意各种制度的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六要勤求己过,用人自辅。
在这封电报中,蒋介石言辞之恳切,安排之具体,一反往日作风。这让陈诚明白了蒋介石对台湾的看重,更感到重任在肩。后来,陈诚在案头的一张便条纸上,写下这么一段话:“生于斯死于斯,离此一步即无死所,不可再有如在大陆上尚可撤退之念。”陈履安回忆说,那个时候,他的父亲首先要解决国民党在台湾的生存问题,而后要奠定“反攻复国”的基础,遵照蒋介石的建议,将台湾建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省”。
陈履安:他一接“省主席”,很多事情都开始推动起来。那一年对台湾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年,整个基础都打下来了。我父亲把他在湖北抗战时期做省主席的经验,很快地都拿到台湾来实践。“中央政府”又不在,那么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速度特别快。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的人口,到了1949年年初,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人口已经暴增了100多万。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陈诚,此时面临着蜂拥而来的迁徙人潮。
1949年年初,陈诚首先宣布入台管制。此举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不仅台湾民众表示反感,部分“立法委员”也认为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国民迁徙自由的规定。他们在南京立法院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终止。在陈诚的大力劝阻下,这项议案最终因为提案人数不足没有通过。
陈履安:出入境的管制,这在当时是不可以的。都是“中华民国”的,怎么可以说广东就不能到台湾去呢?可那时候要是不管制,台湾就垮掉了。那时候粮食也不够,什么条件都没有,难民如果全来的话是不可能的。虽然有专门研究法律的人讲,你不能这样做,但是紧急状态下就做了。这样台湾就安定了,否则吃都吃光了。
陈诚宣布入台管制,虽然成效显著,但也限制了部分国民党的官员进入台湾。陈履安说,父亲陈诚在晚年回顾起当年初到台湾的往事,总会提起他实行入台管制时的一幕情景:1949年,在台湾基隆港边,很多人的船抵达了港口,但是不能上岸,只能原船回头。这幕情景,在陈诚的记忆里永难忘怀。
到1949年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台湾的大规模转移也已经开始。那个时候,进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来自四面八方,也来自各个系统。陈诚于是立下了部队登台的新规矩:进入台湾的部队,一律先解除武装、取消番号,到台湾后再重新整编。
陈履安:当时各个部队坐了不同的船到台湾,一下码头,不管你是哪一个部队,哪怕是打过胜仗,有辉煌战功的这种部队。一下船,枪支丢在一边,人走另外一边。这个事情也得罪了很多人。
曹景行:这个事情谁决定这么做的?
陈履安:我父亲决定的,当然也得到老“总统”同意了,但是责任我父亲背。他不这样做的话就乱成一团嘛,大家带枪进了台湾,安全就没保障了。所以这是使台湾安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陈诚很清楚,自己的这种做法,是一件犯众怒的事情。但是,这一举措最明显的效果,就是避免了国民党将领拥兵自重,避免了山头林立、派系林立的情况在台湾出现。据统计,1949年前后,国民党抵达台湾的军队超过60万人。经过重新整编后,取消了20多个军的番号和10多个总司令的职务。
陈履安:“中央政府”一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批人全换掉,解甲归田了。
在整编军队的同时,陈诚也下大力气整饬军纪,严惩违纪士兵。军队刚撤退到台湾时,由于受溃败影响,军心不振,大批军人横行不法,整天开着军车在街头横冲直撞,几乎每天都有撞死老百姓的事情发生。陈诚下令,凡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士兵,开车撞死百姓,一律就地正法。禁令下达后不久,一名士兵开着吉普车在台北南昌街撞死了人。陈诚得知情况后,当即将这名士兵押赴肇事地点枪决。经过这一番铁腕整顿,军队违纪事件大大减少。
不过,大批军队和国民党机关迁台,由于一切费用都由台湾省政府垫付,台湾银行不得不增发货币弥补亏空。此举使得本就因为与大陆金圆券挂钩而贬值的台币进一步贬值,一时间,台湾金融界陷入一片恐慌。为了避免经济方面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蒋介石命令陈诚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为了防止台湾受到大陆经济崩溃的影响,陈诚决定割断台湾与大陆在货币上的联系,推行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
陈履安:哎哟,这个是很难的,就是发行新台币来代替大陆的法币。当时发台币的时候——那时还叫金圆券,宋子文他们就有意见,说你不能这样,应该把福建、广东包含在一起。我父亲说不行,那又套在一堆了,我们都看见通货膨胀的可怕了。结果两个月,货币稳定了。
曹景行:他靠什么稳定?
陈履安:靠黄金。根据资料记载,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之后,当时国民党“监察院”的秘密报告显示,单是黄金部分,就有390万盎司被运送到台湾,共计美元5亿元。蒋经国后来说:“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
“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人心,曾命令‘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无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货币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之局面。”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为了推行币值改革,陈诚向国民党中央申请到了80万两黄金的借贷作为改革基金。由于准备金充足,台湾的财政金融危机很快迎刃而解,经济秩序恢复正常。
陈履安:当年把黄金运到台湾,确实救了台湾。当时我父亲就告诉台湾所有的银楼:你告诉所有人,如果你要拿货币去换黄金,银楼可以换。银楼到我“中央”来换,给大家方便。这个消息一出去,大家就有信心了——银楼在地方上多半都有人脉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也时常提醒台湾人: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你把黄金搬到台湾来。我们饮水思源,对大陆是要感激的,还要有份歉意。毕竟你把人家家里的钱全搬过来了嘛。
1949年2月,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两个月之后,陈诚发布命令,仿照之前湖北的“二五减租”,在台湾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即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所交佃租不得超过佃农生产所获的375‰。而在此之前,台湾最高的佃租高达700‰,少的也有600‰以上。陈履安回忆说,陈诚当时颁布的这项政策,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陈诚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失败,就是失去了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支持,而失去农民支持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土地政策的失败。为了避免在台湾出现类似的情况,就必须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保证农民的生活。
“卅八年予奉命主持台湾省政,时大陆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欲确保台湾,必须先求安定,而安定之道,莫先于解决民生问题。”
——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经过调查,在台湾当时700多万的人口中,380万是农民,而其中超过75%都是佃农。因此,陈诚此举虽然遭到地主的反对,却广受台湾农民的拥护。
陈履安: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情。那时候先作了一个调查,哪些是自己有地的,哪些是农民,哪些是佃农,是替人家耕地的。
那时候就派人出去调查。到现在还有这种人,很老了还写回忆录。讲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动机,能够让他们在大热天,没日没夜地去做这个工作。所以很快,一个多月,资料全有了,掌控资料之后,就开始分配地。为了顺利推行“三七五减租”,陈诚专门召集地主开会,给他们做工作。此外,还把几家国营公司转为民营,以发行公司股票作为向地主收购土地的代价,鼓励地主投资工业。
陈履安:当然对地主来讲,是很不高兴的事情了,因为中国人是特别爱护土地的。突然之间要分配给别人,他当然不喜欢。但是把“政府”的四个公司,日本留下来四个公司的股票分给地主,也算有条件的交换。当时人家不懂什么是股票,根本不在乎。后来很多人拿了股票,就变成大企业家了。这个事情很成功,就那一年,粮食马上增加50%。
种种举措,使得陈诚在台湾赢得了一定的民心,人们普遍对陈诚个人抱有好感,即使在陈诚去世之后,也常有农民到陈诚的墓前拜祭,把陈诚称做“陈诚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