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老师，在课堂里面教着教着就哭起来了

1949年12月10日下午两点，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永远告别中国大陆，飞往台湾。由此开始了蒋家王朝偏安于台湾的岁月。这时，陈诚已经在台湾完成了初步的改革，稳住了局面，为国民党政权自大陆撤退提供了一个安身之地。尽管对台湾的初期建设立下了大功，但陈诚还是很快就失去了台湾政府省主席的身份。1949年12月15日，为了争取美援，蒋介石任命“民主先生”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省政府主席。陈履安说，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让国民党找到了生存的契机。

陈履安：1949年年底，从情报治安保卫单位来了个消息，就是美国放消息出来，如果能够让吴国桢做台湾省政府主席，美援就可以到。吴国桢是亲美派嘛，这个人跟美国人很好。我父亲跟老“总统”他们商量，我父亲就讲，让给他做。有美援，这太重要了。蒋“总统”怎么说呢，这样子好了，你不要辞掉，暂时不做，让他代理。我父亲说，那不行，那美国人就唬不到，你们搞假的嘛。

他坚决辞掉，就不做了，又什么职务都没有了。吴国桢就来做这个省政府主席。吴国桢做了以后，马上去求证（美援），美国人否认，没这个事。后来韩战爆发了，美援才开始来。每年都有1亿美元，给我们很多机器、设备，从美国买。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正式恢复“总统”的职务，至此，国民党混乱一年多的局面总算稍稍安顿。不久，陈诚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接替阎锡山成为“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那一年，陈履安13岁，已经开始在台北上中学了。对当时的台湾，他至今留有深刻的印象。

陈履安：我记得那个时候，台湾基本上是没有汽车的，连三轮车都不多，因为三轮车算是高度机械化的一个设备，那时候人力车比较多。省政府主席有汽车，汽车的品牌叫派克，跟那个钢笔的品牌一样，有八个汽缸，总是坏，坏了没零件，也不怎么好开。所以那时候还是坐军车、坐吉普比较多。那时候台湾的公共汽车也不多，居然是用电池的，都是很奇特的事情。居民那时候都是农民，全台湾也不过700万人。

陈履安说，那时的台湾，有近200万人来自大陆的大江南北。他们当中，有军人、学生、国民党官员和眷属，这些人漂洋过海，跑到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上安身立命。

陈履安：来了很多军人、政府的官员、公务员。医界的人就是协和医院，我父亲派了两条船，把医生跟设备接过来，建立了台湾的一个医疗基础。商人来得很少，工业家来了那么几位，不多。教授来了一群，这些教授有的还把传承带来了，这个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在中学读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珍惜那个阶段。我在初中的地理老师，居然是浙江大学的教授。我在中学读历史，历史老师是熊公哲教授，那时候大学不够，位置不够，他们都到中学来教书。所以我们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不照课本教，上来就跟我们说王安石变法。还有北大的一些高才生，也教我们课程，在课堂里面教着教着就哭起来了。为什么？忧国忧民，国家怎么办？民族怎么办？我回去也会讲给父亲听，因为我父亲就忧国忧民，他在台湾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秉持着“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观念，陈诚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在1952年年底，正式发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内容，将地主的田地以合理补偿的方式，分配到农民的手中。

陈履安：“中央政府”来了，意见就多了嘛。当时有些人认为应该用一个兵农政策，几十万阿兵哥到了台湾，如果把田分给他，他就可以安居下来。打仗的时候就用他打仗，平常就耕田。为这个事情，引起很多争执。老先生（蒋介石）对兵农政策也不反对的，因为他觉得让这些兵有个出路嘛。我父亲讲，那就不叫耕者有其田，他不会耕田嘛，你这样子搞，粮食生产也是问题，很多问题都出来了，你对台湾老百姓怎么交代？

我父亲非常坚持的，就是一定要让农民有田。兵归兵，农归农，我们来照顾老兵，所以就坚持“耕者有其田”这个政策，把田分给这些实际耕田的农民。这造成了全世界后来都在学习的土地改革的一种方式，我父亲这个土地改革的书，也翻译成很多种文字到了世界各国。但是能不能学到？学不到。我们也是在那个特殊环境之下进行的，台湾刚刚光复不太久，手上有筹码，才能够完成这个“耕者有其田”政策。陈履安说，就是在那时，陈诚在台湾的施政开始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认同，陈诚也因此结交了一批学界名人。

陈履安：我父亲对学术界的人很尊重，他交朋友也是这样，所以俞大维跟我父亲是非常有交情的。他是弹道学专家，在那个时代是很难的。他跟我父亲建议，要多派一些人到“国”外去留学，我父亲同意了。那时候就推荐了吴大猷、杨振宁他们这一批人出“国”，是我父亲拨款给他们出“国”的。

除去建设台湾取得的各项成就，陈诚还在20世纪50年代初，最早推动了台湾进行基层选举。

陈履安：他在年底开始推动的一个事情，叫“地方自治”，部署选举。先从这个县市地方单位选县议员，再选省议员，这样一步步选上来。很多人反对，觉得现在你搞什么选举啊？他说一定要还政于民。

至于说民主改革这些，他听谁的？我父亲在抗战的时候做湖北省主席，他就听很多政治界的人，读书人的话，对英国制度有一个相当的研究。他在江湾养病的时候，也看了很多这些书。所以一到台湾，他就推行这些，继续推行在湖北没有完成的事情。

那个时候没有人肯出来选，怎么办呢？我父亲讲，两个条件就可以，第一个在地方上要有声望，第二个是要孝顺。所以到地方上打听，有声望，又孝顺，就要他出来。这人不肯出来抛头露面——读书人不干这种事啊，我父亲亲自去拜访，笑笑地跟他讲，哎，拜托你出来，你不出来我就派人抓你好不好，这样跟人家商量。后来这个人说不敢当，不敢当，勉为其难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