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以上是被后人所忽略的部分。不仅如此，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还有不少被后人所误解的部分。譬如，1840年6月下旬，英军远征军六七千人在海军司令伯麦和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的率领下，先后抵达广东海面后，他们并没有直接攻击禁烟运动的中心广东沿海一带，而是只留下了数艘战舰对广东海口进行封锁，之后，余下的大部队径直舍弃广东而北犯福建、浙江、上海和天津的大沽口等地。

对此，我们的教科书长期以来都一口咬定这是林则徐在广东积极备战的成果。正因为林则徐领导下的广东对英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做了积极而充分的准备，才让英国人有所顾忌，不敢在广州滋事，而是避实击虚，选择骚扰准备不足的更北面一些的沿海地区……

可以说，这种近似完美的解读，一方面进一步凸显了和强化了林则徐所固有的高大形象；另一方面则暗含着侵略者都是“纸老虎”，并非不可战胜的逻辑，终于让我们这个失败者获得了一种近似于阿Q式的精神意淫的快感。正如中国近代史专家茅海建教授在其著作《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4月第1版）一书中的精彩论述，“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战局越失利，局势越危急，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

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回溯一下历史的话，就会知道这样的误读，其实并非解放后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哺育下的新史家的得意之笔，而是其来有自，颇有些渊源的。

还在1841年5月，林则徐刚刚获罪免职之后不久，广东民众在一份充满了使气斗性、徒逞口舌之快的檄文里，就这样质问英军：“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由此可见，当时即有不少广东的民众认为：如果朝廷不撤换林则徐，则英国人是断不能取胜的。英国人之所以在中国境内攻城略地易如反掌，并不是因为中国落后，而是因为朝廷改用了诸如琦善之类的“奸臣”。这样，林则徐就因为没有在任上和英军直接对垒，幸运地成了民间的一种精神寄托。

应当说，这种思想在当时还是非常普遍，很有些“民意基础”的。即使是官方和知识界也有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茅海建教授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说：1841年1月，闽浙总督颜伯焘和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就不顾道光皇帝的忌讳，主张重新启用获罪革职的林则徐，其理由之一正是——“夷所畏忌”。而鸦片战争之后产生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舰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皆谓林则徐在广东防备严密，英军无隙可乘，遂北犯定海。“他们把后来广东战事的失败，归结于林则徐的去职；他们将各地战事的受挫，归结于当地没有林则徐。”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一向互相敌视，拥有不同的话语模式的清朝官民倒是出奇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