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除了已经作古的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之外，国内的历史学家很少有人注意到1860年代初期那几年，对于一个被西方列强的枪炮声所惊醒的国家的重要意义。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中，陈先生这样写道：“人们多注意1840年的划时代意义。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

陈先生之所以这样立论，大约是考量到了如下的史实，即尽管1840年代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给了处于懵懂之中的大清朝一个突然的打击，但战争过后，除了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极少数的先知先觉者，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大转型依然茫然无知，因此在国家大政方针层面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积极的应对之策。

于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到20年的时间内，大清国就因为极端漠视和拒不接受西方世界所主导的近代世界的游戏规则，顺理成章地再次陷入到了局部战争的泥潭。这次断断续续持续了4年之久的战争，留给大清国的除了一批新签订的条约之外，最为惨痛的教训就是咸丰十年（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对于北京的占领和圆明园的被焚毁。

正是这一次战争以及最后与多个国家签订的《北京条约》的强刺激，让大清国朝野上下更多的人士认识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实乃“三千来未有之变局”，一场应时而变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大幕就此拉开，中国正式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一个谋求变化的时代氛围里，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大清朝成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门用来处理“洋务”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以取代传统的处理与各个藩属国关系的理藩院。其后，自强运动的领袖之一、恭亲王奕訢将“通商”二字从“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的名称中删去，通称为“总理衙门”、“总署”或者“译署”。

在成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奕訢、文祥和桂良等主政者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和大清国的开明派官员曾纪泽的建议下，做出了另一个更加石破天惊的决策，这就是在总理衙门之下设置一个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外国语学堂——京师同文馆，延揽饱学的西方人士担任“教习”，教导八旗子弟熟悉和学习“西文”乃至“西艺”，以便今后在和西方列强打交道时“不受人欺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