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这个随斌椿使团出使欧洲的张德明（张德彝），据说还是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据《光明文摘》2005年第2期刊发的一篇文章披露说，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清政府聘请已经退役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团长，率领第一个正式的清政府代表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也是随团人员之一。正是由于这次访问，让张德彝把欧美各国普遍采用的标点符号记录了下来。在他的《欧美环游记》中，有一段专门介绍了西洋标点的用法——

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 。 ；意未足，则记 ， ；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 ； ；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 ；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 ！ ；问句则记 ？；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 ” ；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 （ ）；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 ——。

张德彝的这个不经意间的记录，给一直苦于“句读”问题困扰的中国语言文字学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以此为原点，中国的知识界开始全面参照西方的这套标点方法来改造中国的语言文字体系，终于在民国成立后不久正式确立了我国第一套新式标点符号方案。

于此一例可以证明：同文馆等新式学堂的设立对于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过，更多的时候，这种影响并非轰轰烈烈、大张旗鼓，而是在潜移默化中悄然进行的。此正如杜工部在他的诗歌中所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