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他与王重民教授等学者大力促成在北大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附设在中文系）、博物馆学专修科（附设在史学系）。现在这两个专修科经过6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海内外闻名的信息管理系和考古与文博学院。从1949年起，他兼管北大图书馆的事务。解放后，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一批委员之一，还担任了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北大图书馆馆长。他对北大藏书了如指掌，师生们经常可以看到在馆长办公室门前的廊子里，或远或近地站着三五个穿布大褂的中年人，身旁放着一个布包。他们便是送书到图书馆来请向达亲自检选购买的旧书店伙友。1952年对新入学的图书馆系的新生讲话， 谈到他的办馆思想：办好图书馆要注意的是藏书、人员、科学管理和服务精神， 在北大付诸实施，可以说在管理和建设北大图书馆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1950年，向达毅然送自己的小儿子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二年，党和政府请他参加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他先后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向达的生平档案中，曾有如下评语：“富于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对5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表示不理解。”向达深受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他自认为是党的诤友，1950年，曾公开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5方面的讨论），在学术观点上，也应百家争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说，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他出言无忌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最为严重的是被诬为有攫取湖南省土家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于是，新旧账一起算，1958年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为史学界第二号大右派。

划了右派之后，向达从他自认为是党的诤友的地位被打入了另册。从此他不再批评时政，却仍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接受交给他的任务，并提出建议。如他曾接受整理柬埔寨古代史料的任务，以及有关中印、中朝边境问题的咨询。他深信“近百年来，某些有关边界问题的材料、地图，有关国家政府的档案、调查报告等，公私收藏都很缺乏。因此，事到临头，不免有手忙脚乱之感”。出自爱国的责任感，他向有关部门建议，希望今后“未雨绸缪，则亡羊补牢，犹未有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