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最令人兴奋的还是维新派办了一所学堂，叫“时务学堂”。这所规模不大的学堂是当时湖南省内、长沙城里最时尚的学校，有志青年无不以入时务学堂就读为荣。 1897年下半年，时务学堂首度招生， 40个名额很快爆满。尽管时务学堂后来又分期招生，但远远满足不了有志青年的需求。由于学堂 名额有限，以至于当时的校董之一张祖同，递条子打招呼想让自己的几个关系户的子弟入学，都遭到校长熊希龄的拒绝。两人因此产生了矛盾。张祖同是晚清著名的湘绅，是后来所谓“四大劣绅”之一，又是晚清重臣张百熙的胞弟。以这样的身份去开后门，都遭拒绝，足以说明学堂名额的紧俏。

这个学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除了因为它是维新派开设的之外，还在于它的名师效应。这所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是一个叫梁启超的人。

梁启超（ 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省新会县人。说到梁启超的大名，那真是如雷贯耳！据说，他 17岁参加乡试时，以文才打动了考官李端棻，后者赞赏之余，竟然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了他。这就是后来的梁夫人李蕙仙。考试一场，赢得了一个老婆，梁启超的才气够大的。

梁启超中举后，又跟着一个叫康有为的人学习。康有为（1858—1927），原名康祖诒，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后来人称“康南海”。这事奇就奇在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之时，康有为还是诸生（秀才）。以举人拜诸生为师，真是闻所未闻。康有为教了梁启超什么呢？要让他教梁启超考试宝典、科举攻略之类的东西，怕是教不出来的。可是，能把梁启超吸引到门下，康有为必定有过人之处。简单来说，康有为有一门时髦的学问，叫做“公羊学”。公羊学可不是研究羊的雄雌这类生物问题，而是《春秋》学中的一个派别。

《春秋》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是由孔子根据鲁国旧史删订而成。后世儒者相信此书寄寓了孔子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理想。由于该书语言简略，歧义极多，很不方便阅读，故解读这部儒家的经典文本显得极为必要。正因如此，如何解释《春秋》也就成为儒家内部不同流派争夺话语权的战争。从汉代始，儒生对《春秋》的解释形成了三部主要的著作：一是《左传》，二是《穀梁传》，三是《公羊传》，合称 “《春秋》三传”。由此形成儒家春秋学的三大流派。《公羊传》最早的传人是战国时人公羊高，据说他曾受学于子夏。也就是说《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是直接从孔子的嫡传弟子子夏那里得来的。公羊学派与其他两个学派相比，他们更相信《春秋》的“微言大义”，即寓含着圣人的隐秘的教诲。后来学者们以此而衍生出一门学问，就叫“公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