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宣称自己有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汉代以来，朝廷也好，民间也罢，所信的、所用的经书都是假的，是汉代刘歆伪造的，是一个弥天大谎。这个“学术发明”在当时真是石破天惊！康有为还说，真正的经学就是今文经学，是公羊学，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素王。今天我们要继承孔子先圣的精神，就要进行改制。可见，康有为是要借孔子这块牌子来宣传他的变法思想。康有为强调孔子是素王，自己是孔子的代言人，所以号“长素”。一来二去，康梁师徒就成为晚清维新变法思潮的代表人物。

1895年，师徒二人一同进京赶考（考进士），正逢甲午战败后中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于是，康梁策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签和约，迁都再战。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当然了，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老百姓是没有权力议政的，这些举人们所递交的请愿书，也没有哪个人、哪个部门愿意为他们送达天听（到达皇帝手中），但从此康梁师徒名声大振。这次考试，康有为进士及第，在“六试不售”之后，终于成为一名进士，分配工作岗位，仅授工部主事（建设部科长）。这么小的位置岂是康有为用武之地？康有为坚不就任。他有鸿鹄之志，怎么安于当一小官？此后康有为差不多成了一个职业的维新变法的鼓动家。他趁公车 上书的浩大声势，办了一个学会，叫“强学会”，顾名思义，就是讨论怎样才能使中国强大的学会。一时人气之旺、吸引力之大，以至于袁世凯、张之洞这样的实权派人物都要求加入。当时，张之洞是湖广总督，有权有势，愿意出钱赞助这个学会，但前提是康有为别再宣传所谓新学伪经之类的怪论了。康有为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张、康合作破裂。强学会办了一份报纸，叫做《时务报》，主笔就是梁启超。梁启超是大才子，下笔千言，洋洋洒洒，感情丰沛，打动人心，成为《时务报》的品牌。一时间，言维新者，无不知有梁启超。青年志士，读过梁启超的文章，无不热血沸腾，爱国之心油然而生，改革之志油然而起。

正因如此， 1897年，当湖南维新派筹办时务学堂时，就一度有意聘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前人虽没有今天的营销意识，也认识到“名师”对一所新学堂的作用。只是机缘巧合，师傅没请来，却请来了名气更大的徒弟梁启超。于是，梁启超带着康梁学说翩然而至，很快成为各个阶层都争相交结的头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