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测试学习成绩与评估个人能力远不相同。预测大多数孩子的表现与确定某个孩子将做什么是截然不同的。埃克塞特大学的迈克尔·豪指出：“稳定并不意味着不能改变。”事实上，如果加一把力，个人的IQ分数完全能够改变。康奈尔大学的斯蒂芬·塞西解释道：“如果家庭环境（克拉克，1976；史文德森，1982）、工作环境（科恩，1981）、历史环境（弗林，1987）、父母教育方式（鲍姆林德，1967；多恩布希，1987），特别是教育水平发生改变，IQ分数也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1932年，心理学家曼德尔·舍曼和科拉·B·基发现IQ分数与文化隔离程度相关：文化隔离程度越高，IQ分数就越低。例如，在遥远的弗吉尼亚科尔文山谷中，绝大多数的成年人都是文盲，并且与报纸、广播和学校的接触非常有限，那里的孩子6岁时IQ就达到了英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当他们长大后，由于缺乏教育和文化交流，IQ变得越来越低，与英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在英国所谓的生活在运河船上的孩子身上和其他一些文化隔离地区的孩子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他们得出一个无法回避的结论：“当环境要求孩子成长时，孩子才会成长。”

“当环境要求孩子成长时，孩子才会成长。”1981年，新西兰籍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发现了这一说法非常真实。在对近一个世纪的纯IQ分数进行比较后，弗林发现分数在不断上升：每过几年，新一批的被测试人员似乎都比上一批的更聪明。20世纪80年代的20岁人要比20世纪70年代的20岁人得分高，20世纪70年代的20岁人要比20世纪60年代的20岁人得分高，以此类推。这种趋势并不局限于某种文化和宗教的范围内，差距非同小可。IQ参考人员的分数每10年要比上一代人高3分。两代人便会形成18分的巨大差距。

差距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无法蒙蔽人们的头脑。20世纪末的平均分数是100分，1900年的相应分数是60分。由此便形成一个荒唐的结论，弗林坦言：“我们的先辈绝大多数都是弱智”。所谓的弗林效应给世界认知研究提了个醒。很显然，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人类并没有进化得更聪明。这其中，一定是其他的东西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