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因素无法决定一个人的起步阶段（记录在案的社会地位、学业和家庭经济状况）。

个体并非一直停留在起步阶段上。

如果环境提出要求，每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都能变得更聪明。

然而，所有这一切未能阻止先天智力的大行其道，先天智力这一观念仍然坚持认为IQ的稳定性体现了大脑的自然和生物状态：极少数有天赋的人会自然地表现非凡，而智力区间另一头的人则拖了现代社会的后腿。查尔斯·穆雷于2007年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专栏中写道：“对于那些智商位于智力分布区下半区的学生，我们无法大幅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这已经是最高限度了……我们希望某个IQ略微低于100分的男孩能够进步。但是，教给他更多的词汇，或对他进行口才训练并不能提升他的人生境界。他还无法理解较难的说明文……他还不够聪明。”

穆雷坦言：“即便最好的学校，也无法改变由智力不足造成的局限。”

但是，既有知识的崩溃却描绘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更加流畅的、更有希望的智力蓝图。

20世纪80年代中期，堪萨斯大学心理学家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认识到黑德·斯塔特犯了严重的错误。美国低收入阶层儿童项目致力于让低收入群体的孩子远离贫困和犯罪。这个项目的服务对象是低龄儿童，它运行流畅，资金也很充沛（每年70亿美元），但却不能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研究显示，“小到中度”的正面影响只存在于3~4岁儿童的读写能力和词汇方面，数学技巧方面则毫无起色。·

哈特和里斯利意识到问题不是出在项目结构上，而是出在了时间上。黑德·斯塔特找来的孩子还不够小。不知为什么，贫困孩子在进入项目之前（三四岁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在智力的老旧观念中。哈特和里斯利开始探求原因和方式。他们想知道，是什么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阻碍了他们的成长。束缚他们的是劣质的基因、肮脏的环境，抑或其他？

他们设计了一套全新（而且详尽）的方法：在3年的时间里，他们对家长说给孩子的实际单词数目进行了抽样，这些孩子来自于3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分别是：靠福利救济生活的家庭、工薪家庭、专业人士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