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惊人的统计数据，连同两个詹姆斯和其他一些双胞胎的新闻报道，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在媒体和其他科学家中间激起千层浪。不幸又在预料之中的是，“可遗传的”和“遗传的”迅速固化为流行词汇，并简化为如下的荒谬说法：

“既然个性是可遗传的……”（《纽约时报》）

“在相当程度上，罪犯是天生的，不是后来形成的。”（联合出版社）

“男人的忠诚度由‘撒谎基因’控制。”（德拉吉报道）

获奖记者劳伦斯·赖特在他1997年出版的图书《双胞胎》中高度赞扬了布沙尔所取得的激动人心的科学成就。赖特进一步认为弗朗西斯·加顿和基因决定论者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

他写道：“针对基因决定论在20世纪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此刻关于人类天赋的普遍观点在20世纪末又回到了原点……由于环境反映的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内在本性，因此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双胞胎的事例证明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我们就是我们，不会改变。”

唉，赖特和其他一些受布沙尔影响的记者将事情搞得一团糟。他们既不理解“可遗传性”的真正含义，也不理解基因–环境交互作用的重要性，他们用激烈的语气肆意夸大基因的直接影响。确实，双胞胎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基因的影响是重要且长久的。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能够复制出这样的基本观点：同卵双胞胎在智力、性格和其他方面比双卵双胞胎更相似。这当然有助于消除过去“每个人都是一张白纸，上面写什么完全取决于环境”的争论。 

白纸的说法已经过时，现在大行其道的是基因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