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与个体的区别永远存在。马拉松选手无法通过其他1万名运动员的平均比赛时间来计算自己的时间，知道平均寿命无助于了解自己的寿命。谁也无法通过全美国家庭平均生育孩子的数目得知自己生育的孩子数目。平均数只是平均数——有时很有用，有时却全然无用。在了解基因如何起作用时有用，但在个人潜能方面却如基因研究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一样。群体平均水平对个人能力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换句话说，双胞胎研究本身没有错。错误的是将它们与“可遗传性”联系在一起。帕特里克·贝特森说，这种联系向人们传达出“基因和环境影响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的预想。这完全是错误的”。最后，在对“先天与后天”敏感性进行严格模仿的时候，可遗传性计算只不过是统计学上的一个幻影；他们寻求一些存在于群体，但却在现实生物身上不存在的东西，就好像有人试图确定李尔王的才智中有多少是来源于形容词的表述。仅仅因为有好办法可以推导出不同的数字，并不能说明这些数字具有某些人想要的意义。

那么，如何看待达尔文的主要问题：为什么有的同卵双胞胎较为相似，有的却非常不同？抛开可遗传性观念不论，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针对双胞胎的表现不同提出了如下的现实考虑：

1. 同样的早期G×E：同卵双胞胎之所以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不仅仅由于他们有同样的基因，也由于他们有着同样的环境，因此，在整个妊娠期也有同样的基因–环境交互作用。

2. 同样的文化环境。在同卵双胞胎的比较中，同样的生物特征总是更容易吸引所有的注意力。大量共同的环境特征难免被忽略：同样的年龄、同样的性别、同样的种族，最重要的是，同样（或相似）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经历。心理学家杰伊·约瑟夫解释道：“所有这些因素都使这对分开抚养的双胞胎的相似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