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家庭条件优越，父亲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年轻时除了读书，就是和他的同窗玩伴们一起玩闹，年少轻狂，总有些挥霍无度。后来在祖父的要求下，他才转而经商，在成都平原内做一些本分的买卖贸易，算是一个‘儒商’吧。我母亲姓陈，虽然识字不多，但陈家也是家底殷实，良好的家教让母亲也知书达理。”祖母听家里的老人说，父亲母亲结婚后一直相敬如宾，夫妻一起管理家事十分和睦。

祖母的父亲也对祖母疼爱有加，从她很小的时候就教她读书写字，直到现在，祖母都能写一手清秀的小楷。她不到六岁便入学，因为一二年级的知识早已学过，便直接从二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学习。祖母现在也常说：“我父亲很聪明，他教出来的学生自然也不笨。”小学到初中一共九年，祖母只读了七年半便升入高中了。“我们镇上曾经出了不少读书人，所以当时我的志向就是考上大学。没想到，这成了我一辈子没法完成的梦想。”

变故逼近

新中国成立前夕，祖母的舅舅回到了安仁。“他是在行军过程中偷跑出来的。”祖母笑着说，“他原来是国民党的一名军官，却早就有投奔共产党的意向。后来在围堵长征中的红军时，他索性就和几个人投奔了红军，和他们一起继续长征，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音信。”对于他的到来，祖母一家人感到很奇怪，还以为他是单纯的回家探亲。可他们没想到，他是来“通风报信”的。

“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已经开始向台湾溃逃了，所以得知新中国要成立的消息后，我们并不惊讶。”祖母说，“但是舅舅带来的消息是共产党接下来要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据说要打倒地主，将田地全部分给没有地的农民，还要抄家。这消息让我们一时不能接受。我一直以为共产党所说的‘地主’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祖母一家平日待人谦和有礼，乐善好施，邻里街坊也是淳朴可亲的。

假如要抄家，其他人断不会从他们家拿走一针一线。但是为了避免被“打倒”，祖母的家人开始将一部分田地低价卖给可靠的佃户，遣散长工，将家里一些贵重物品藏起来，搬回祖宅，仅靠收租子等收入生活。

由于土地改革正式开始时，祖母家的田地已经所剩无几，所以他们一家并未被打成地主，而是以“富农”的身份继续生活着。但按规定，家里的一些物品还是要送给贫下中农。“我还记得当时‘抄家’时，父亲将家里大门打开，四周的乡邻却没有一个人到我们家搬东西。直到现在，四川祖宅还留着清朝道光之前的木制家具呢。”祖母告诉我。

不管怎样，“越穷越光荣”的思想还是让许多人对祖母一家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小的时候我母亲还给我缝制旗袍，而每次别的孩子都穿打满补丁的灰褂子。也许是因为嫉妒，他们见到我穿旗袍时，都嘲笑我是‘地主家的孩子’。当时我已经意识到‘地主’这个称呼是不光彩的，每次母亲让我穿上她缝制的衣服时，心里也有些不情愿。但父亲告诉我，我们不是那种欺压别人的‘恶霸’，而是和别人一样自食其力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