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它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学说。中国无产阶级相信，在争取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同时也解放全人类的斗争中，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公开宣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邓小平也把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过去夺取政权，是一场革命，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建立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力，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学者书斋里那种纯学术领域中的某个学派，而是要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以此用这一理论武装群众，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作为无产阶级的学说，它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它当然要拿起批判的武器。我们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都公开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立场。我们不仅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坚持批判的立场，对现存社会主义社会中，种种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消极腐败现象，也都持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革命性和批判性是辩证法的本质，同时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我们不会放下手中批判的武器，对种种企图改变我国的改革开放道路，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左”的和右的思潮，形形色色的新自由主义，种种“告别革命”名义下的所谓“去革命化”思潮，我们都不会放下批判的武器。

第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集中全党智慧的过程。党的理论创新，不仅仅是领袖人物的创造和贡献，它也包含着对全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全党理论工作者所作的创造性努力。理论创新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还在我们党的初创阶段，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恽代英、邓中夏、李汉俊、蔡和森、瞿秋白等都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3页。。而恽代英所说“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1版，第258页。，则已蕴含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了。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撰写《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系统表达的伟大著作时，就曾经吸收和借鉴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在毛泽东《哲学批注》以及给艾思奇的信中都有充分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工作者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于生产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次大讨论，都为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党的十四大之前，江泽民同志就多次主持召开了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座谈会，广泛听取理论界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每一个重大成果，都凝聚了全党理论工作者的心血，同时更是对全党实践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全党智慧的结晶。理论创新，领袖人物的重要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有些作用是决定性，是由他们来集大成，加以抽象、概括而形成理论的，所以这个成果，我们有的就以领袖的名义来命名，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但是理论创新决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一个党。全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都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理所当然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广大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与我们党休戚与共的民主、爱国人士，及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阶层，也都在不同层面和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