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曾提出过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决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迅速增长，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在此过程中，出现了革命领导权问题。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开始表现出来。陈独秀在1923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阐发了“二次革命论”思想。在他看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必须进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要等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民主革命阶段，领导权应由资产阶级掌握。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发表了与陈独秀不同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不但是革命的伟大势力，而且要起领导作用。1923年9月，瞿秋白明确提出，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地位，以至于领导权。1924年11月，邓中夏更为明确地提出，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作国民革命的领袖。

上述思想正确反映了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正是在党内正确思想的影响下，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有一部分是依赖帝国主义、勾结军阀的大买办阶级，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大会深刻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得到胜利。无产阶级要取得领导地位，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大力发展职工运动，建立巩固的独立的群众的阶级组织，使它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这样，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要有独立的地位与目的，不能忘了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不然就会给无产阶级带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再一方面，无产阶级为取得革命领导权，“自身就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工作”，发展壮大党的组织。

党的四大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工农革命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广东，彭湃领导下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长沙等城市，也先后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规模巨大、持续时间较长的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成为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有力支柱。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风暴迅速从上海席卷全国，形成反帝斗争的革命高潮。

在反帝斗争中，工人阶级表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成为五卅反帝运动的领导和中坚；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由于帝国主义用停电等手段相威胁，表现了政治上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所显示的革命领导阶级的历史作用，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必须重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可见，从党的二大至党的四大前后，我们党对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为党领导革命，进一步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这毕竟还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对诸如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党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武装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问题没有作出充分的认识和准备。这些弱点，在大革命后期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使党和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